“长江《读书》奖”事件始末

2000年6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报道和评论,介绍“长江《读书》”评奖和获奖情况,记者在报道中说:“这次奖项,引发微词的是费孝通的《费孝通文集》,汪晖的《汪晖自选集》和钱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因为费孝通是特邀名誉主席,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钱理群是评审委员会成员。”评论中说:“有关的非议之一,是关于汪晖及其《自选集》应否得奖。汪晖先生的学术成就可以暂放一边,汪晖先生的身份(《读书》主编)就使他的获奖令人存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由此在学术界文化界热烈展开。“长江《读书》奖”由…     

怀念李慎之先生

请李慎之先生为《哈维尔文集》写序是徐友渔的主意。那是1998年的夏天。我拿着友渔给的电话号码先和李先生通话,先生在电话那头声音洪亮,中气很足,我一时有些吃惊,不能把他和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联系起来。等到了中国社科院的办公室里与李先生见面,才看出先生实际上比较瘦弱,脸上有明显的老人斑,甚至有点忧郁的气质。我带去了手头几乎所有关于哈维尔的材料,很多仍然是不完善的译本,比较凌乱,一股脑儿地堆放在面前的茶几上。他谈起自己和东欧国家的接触以及1956年匈牙利事变时,他每天给中南海准备一份简报,那是用特大号字体排版的。他还问我:…     

法律与世界——格哈特·胡塞尔与他父亲的对话

“人类的此在是一个在-世界-之中-存在。”这是格哈特·胡塞尔献给他父亲埃德蒙德的论文“法律与世界”中的第一句话。文章发表在1929年埃德蒙德·胡塞尔70周岁生日的《纪念文集》上。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法律是超越的——这意味着,对世界“幼稚的”、自然的体验的超越,如格哈特·胡塞尔所说。     

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

李商隐是一位在唐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其诗歌的整理研究,一直是热门话题,但对其文的整理研究,却冷清了许多。这与其唐代文章大家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刘学锴、余恕诚二君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在辑录前人考订补笺的基础上,汇集自己考订、补正的新成果,将李商隐所存之文合为一编,重新整理、编次,在最基本的文献层面为李文研究廓清榛莽,且多有新见,其有功于李商隐研究乃至于整个唐代文史研究者实在多多。     

点点滴滴都是爱

得知爸爸妈妈编辑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我为他们感到高兴的同时,作为女儿更是思绪万千,儿时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童年是和已年过古稀的姥姥姥爷、父母一起生活在北京礼士胡同。那时几乎是伴着父母不断地出差、开会、加班和午夜亮着的台灯度过的。当年,他们     

王起:书香长存

王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历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副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戏曲史家。清明时节,王起的学生文学评论家竺柏岳先生有感而发,再忆王起,一面是浓浓的师生情,一面是对王起教授严谨治学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王应麟《四明文献集》整理中的几个问题

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的文集散佚已久,主要以辑本相流传.本次对王应麟文集的整理,可谓建国以来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次,吸收宋陈思辑<两宋名贤小集>所收<王尚书遗稿>、明郑真辑<四明文献集>、清陈朝辅辑<深宁先生文钞摭余编>的成果,并补入<全宋文>及笔者的辑佚成果,底本选张寿镛<四明丛书>本,以清初钞本、四库本参校,多数篇章更寻其辑佚之源而以元、明方志等参校,最大程度上做到了求全求确.在命名上,则依四库馆臣之例仍日<四明文献集>.     

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

《日知录》在引用资料时一般既不注卷数,也不注起止,引文与顾炎武自己的文字混淆不分。通行的《日知录集释》非但没有区分顾氏原文与引文,而且进一步混淆了《日知录》所引书的注文与顾氏自注。陈垣《日知录校注》将《日知录》所引之文一一找出或核实其出处,注出书名、卷数或篇名,标明起止,还对各种版本及抄本《日知录》进行了校勘。该书不但能帮助读者正确认识《日知录》,它所揭示的史源学和考证方法,也富有启发意义。     

一个根本的态度和原则问题

《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有这样两句话:"尽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这篇序言中的这两句话,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明霞夕照笔更健—读叔弓文集《汐恋晨光》有感

叔弓同志年届七十有五，老当益壮，精神矍铄，近期收集散逸聚为文集，实在是一件可赞可贺之事。他约序于我，我以多年交往之谊白当应命，但仍踯躅以为僭越。然而，盛情难却，却之不恭，我只得勉力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