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学诠释学看今古文经学之争

以“依经立义”、“倚传现义”这两种经学诠释学思路来重新观照刘歆立古文经学与经今古文学之争,可以发现：所谓“争”以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分歧,其实是两种诠释学思想之间的互补。不论是今文经学的此消还是古文经学的彼长。都是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的内在调整与完善。     

孟子荀子管理思想的互补与超越

在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中,孟子和荀子的管理思想具有不同的意境。孟子基于其人性善的假设,强调道德感化的内控式管理;而荀子则基于其人性恶的假设,强调隆礼重法的外控式管理。内控式管理思想有其明显的理论困境,而外控式管理思想也有其突出的现实尴尬。跨越二者各执一端的片面之见,可以看到,在实现二者人性善恶融合的逻辑基础上,孟荀管理思想可以相互补充与彼此超越,铸就儒家的一般管理模式。     

《集韵》《类篇》“一曰”义初探

《集韵》《类篇》中收有一些＂一曰＂义,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假借、引申、通假是＂一曰＂义的最重要来源。《集韵》《类篇》中的＂一曰＂义反映出宋代人已经意识到语义的系统性,用＂一曰＂的形式区分本义和引申义、本义和假借义等。     

“仁义内外”再辨

先秦"仁义内外"之辨在不同文本中讨论的问题有所不同,字词意涵也有别。楚简《六德》篇与《礼记·丧服四制》的"仁义内外"之辨,讨论的是不同领域、身份的主导原则问题,而不是如庞朴所言的"仁、义二德的适用范围问题",其"内外"指家族之"内外"。吿子的"仁内义外"说讨论的则是仁(爱)与义(敬)的根据和原因问题,其"内外"指我(身)之内外。吿子认为爱(仁)的根据在我,敬(义)的根据则在对象。     

略论宋代命遇观念与诗学

考察宋代命遇观念对诗学的渗透与影响,可以发现宋代士人既主张顺应命遇与超越命遇,同时又主张坚守道义。在诗学上的反映则为既主张“文章尤忌数悲哀”、“冲澹以自守,遗佚而不怨”,以得心态平和;又主张“眷眷王室”、“一饭不忘君”,要求关注家国。在风格方面既要求平易柔和,又气魄雄壮。论文认为这正是宋代士人的人格与诗格的共同要求。     

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古语素义

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古语素,由于语素义相互影响、词义变迁、古语词留存等原因,古语素义日渐陌生化。本文从古今汉语的实例出发,分析古语素的特征、类型,探讨古语素义陌生化的原因。     

坎陷开出民主不同理解九种——关于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不同理解的评论

自牟宗三提出坎陷开出民主的思想以来,相关争论不断,总的倾向是质疑者多,认同者少。本文将这些不同意见划分为内圣实非可能论、内圣外王俱失论、无法直接开出论、反泛道德主义论、内圣取代外王论、良知不可坎陷论、坎陷须行两步论、坎陷或非必要论、实践理性优越论等九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一一予以评论,希望以此消除对牟宗三这一重要思想的误解。     

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善治方略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理论研究的精细化、深入化,与外生态型政府相比,内生态型政府兼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政府生态化重塑的双重功能,追求五位一体的生态理念,进而实现政府善治的目标。而要实现这种由"外"向"内"思维路径的根本性转变,必须确定五位一体、生态优先的治理战略,网络治理、合作治理的治理理念,垂直化和扁平化相结合治理结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治理体制,生态服务、生态管理的治理风格,唯才是举、德才并重的用人机制,以及电子政务、人本服务的创新技术。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中国民族文化外来说及其论辩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方学者分别从语言、文物及文献等方面提出中国民族文化起源于埃及、印度、巴比伦、中亚等种种假说,与此同时,部分西方学者也纷纷从以上角度对外来说提出质疑与批判。经过激烈的学术论辩,中西文化同源说和中国民族文化本土说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然而由于20世纪以前,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尚未全面展开,中西文化同源说显然存在证据不足等突出问题,中国民族本土起源说也有待于田野考古资料日渐丰富后不断补充完善。康熙、雍正在位期间,从改变对天主教的态度到明确禁教,造成了长时期中西文化交往的中落,康乾以后,带有政策性的西学中源说长期主导着中国学术界,20世纪以前的中国民族文化外来说的学术论辩过程中,中国角色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