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教育?——基于权利和理性的思考

教育只有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只有合乎理性,才会是合格的教育.其它任何美好的教育目的或目标,都不应违背这两项作为底线的教育原则,否则教育就不是教育,至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那种设定某些统一的教育目的或目标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受教育者想通过教育达到什么目的或目标,完全是其个人的事情,是其个人的权利.     

儿媳要继承公公的房产,必须先尽赡养义务

正问:我丈夫2011年去世,今年我公公也去世了。之前公公、婆婆、我和老公、我儿子一直共同生活在登记在公公名下的房子里。我想咨询一下,现在婆婆有权赶我出去吗?我和我儿子是否有公公房屋的继承权?答:你的情况涉及的是代位继承以及丧偶儿媳的继承问题。你丈夫先去世,公公后去世,因此,你的儿子作为代位继承人,有权利继承爷爷的房产。另外,我国《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因     

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的解释

民族自决权在推动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及殖民地人民摆脱殖民统治的运动中发挥过巨大作用。虽然它已发展成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但从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法院的实践来看,其适用和行使有严格限制。民族自决权的行使不能破坏国家政治统一和领土完整,且主要适用于联合国托管下的非自治领土和处于殖民统治或异族压迫下的民族。此外,是否允许既存国家的一部分从该国脱离,各国分歧很大。因此,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原则还很不成熟,不应成为一国国内的少数人群体脱离本国的理论依据。     

让烦恼拐个弯

生活中,我们总能听到这种发自内心的抱怨——"烦死了,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言语中满是对生活失望的嗟叹.说真的,除了在舞台上和小说里,我几乎没听过有人说这样的话:"啊,我真幸福!"对于美好东西的追求与占有,人们似乎没有满足的时候.而对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譬如抑郁、烦恼、苦难等,又有谁对它们"贪得无厌"呢? 其实,大多数烦恼都来源于我们自身或是每个人的心灵.     

权利有期限 过期亦作废

任何权利都是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的,超过了特定的期限,权利就作废了,或者是变成了自然权利,法律就不予保护了。下面2个案例,就是因为权利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而导致权利丧失。旧家具未及时退货,权利作废为了节约资金,魏晓明决定买旧家具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他到旧家具店挑选了八成新的桌子、木床、木柜等家具。     

现代社会隐私权和知情权的边界

现代社会是权利的社会,也是权利冲突频发的社会。权利之间的冲突缘起于法律规则的模糊性、权利的滥用和权利的交互性。其实质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理论预设和逻辑分析的结果。权利冲突可以大致界分为主体间的权利冲突、价值冲突、利益冲突三种类型;权利间的冲突需要借助社会控制模式(个人控制、组织控制、法律控制)并通过价值平衡方法来解决。     

保密义务与真实义务之间的较量——兼论我国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制度的完善

保密特权既是律师的权利也是义务。律师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保密义务和真实义务的矛盾性。在保密义务与真实义务的博弈中,诉讼模式不同则表现不同。我国关于辩护律师保密特权的规定存在不足,需要在立法、保密特权主体、例外规定、保密范围方面予以完善。     

论社会组织在我国宪法体制中的合理定位——关于《宪法》第二条的完善建议

具有主体性、自治性与民主性的现代社会组织,既有利于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也能有效监督、制约政府,更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在我国,由于权利缺位,关于社会团体的制度设计既不符合效益原则,也有悖于权利本位的法律理念,更有违人权保障的政治要求。为此,建议完善《宪法》第二条,赋予社会团体自治权,合理定位社会团体在宪法体制中的地位,明确自治活动与宪法、法律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公民自由、社会自治、国家自律的现代宪法结构。     

《权利结构理论：以商法为例》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陈醇教授撰写的《权利结构理论：以商法为例》一书，于2013年11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十二五”国家规划重点出版图书，并入选中国法学学术丛书。该书第十章是作者主持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商法中的权利结构问题”（10CGFX01Z））的阶段性成果。     

现代社会转型与法治政府的变革路径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转型成为社会变迁的主题和基本特征。与此相应的却是,改革日益呈现出一种“锁定”的状态。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并不能用过渡性的办法来解决。在国家和法律的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构建法治政府的进程中,政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味运用相机决策和政策调整来处理社会利益矛盾,不能再对不同群体在基本权利上区别对待。同样,在工农、城乡、区域乃至人与自然生态之间,要实现统筹协调发展的目标,更需要加强普遍性的努力,这种普遍性努力以法治和体现法治精神的整体性政策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