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案件审理中的博弈反思

交通肇事恶性案件频发,导致社会舆论大加讨伐,纷纷要求对涉案人员重判严罚.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司法机关能做到的只是相对司法公正,而外界对司法的关注,重点应在审判过程的正当性.在交通肇事案件审理中,为了恢复正义,社会和谐,尽可能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可以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和相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是一致的.而和解协议是整个刑事和解的基础,和解协议应遵循诚信原则,在现阶段,一旦得到国家机关的确认,不允许加害方和被害方再推翻.在刑事案件中,相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直接受害的被害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应更重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善待病者,授之以安乐——浅议安乐死的合理性

安乐死的问题涉及到法律、医学、社会、伦理等各个方面,国内外社会对其的争论从没有停止过,主要存在肯定、否定以及折衷几种观点,本文对安乐死持折衷态度,从各个方面充分阐述了安乐死的合理性。     

舆论监督与媒体审判边界论——以南浔协警强奸案的舆论监督为例

媒体审判是近年来国内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学者们观点颇多争议.本文以2009年引起国人广泛关注的浙江南浔协警强奸案为例展开分析,从舆论监督权利的防卫性本质出发进行学理阐释,强调权利的启动是否具有合法性、监督方向是否恰当是判断媒体审判的关键性标准,这一视角可望为当前国内评判正当的舆论监督和不当的媒体审判提供较为清晰的标准.     

温室效应的历史回顾

1824年傅立叶发现了温室效应,1861年约翰·廷德尔发现了大气层提供热量是因为辐射通过和捕捉热辐射.过去的10000年间,二氧化碳浓度大约是280ppm,19世纪初二氧化碳浓度开始不断上升,其原因在于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和森林的丧失.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证实,但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不能成为不作为的借口,对温室效应做到未雨绸缪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土地问题的六个常识

当前学界及媒体在土地问题上寄予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似乎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土地制度不好,土地一私有化就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这种认识缺少对当前中国土地制度合理性的基本理解,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在讨论土地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具备关于土地的一些常识,这些常识构成了讨论土地问题的前提性认识。     

2012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述评

2012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成果颇丰。其中,论文约有320余篇,比2011年增加了100余篇。这些研究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一是内容较为全面,其中,民族习惯法、民族司法的研究比往年增多,民族政治权利成为年度重要话题;二是内容上的交叉研究增多;三是出现了一些综述性、反思性研究成果;四是关注了一些热点事件和话题;五是应用性研究成果较多。这些研究在方法上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协商民主成为年度新话题;二是注重实证研究;三是注重比较研究。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笔者根据研究内容所涉及的民族法学基本理论、民族权利保护、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法制建设、民族习惯法、民族法制史、民族司法等方面分别对其主要成果进行了介绍与评价,在辨别良莠、展示精华的同时,为不断繁荣中国民族法学提供可借鉴的年度综合性史料。     

刑事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针对目前在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中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并对强化刑事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的有关措施进行探讨。     

女权主义视角下的权利追问

权利不仅仅是一种概念,更是一种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的观念;权利与一般的公平、正义不同,其更注重主体的主张或要求;权利应该是平等的,不仅是形式的平等,更应该是实质的平等。女性权利是人权问题在权利设置中的反映。     

论困境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以公司法与破产法的衔接为视角

公司正常经营状态下,董事对公司及股东负信义义务,债权人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人,不是董事信义义务的受益人。从接近无力偿债到进入事实破产状态,公司成为破产法语境下的财务困境公司,董事的信义义务发生转化,债权人进入公司治理,成为董事信义义务的受益人。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是在困境公司拯救的背景下展开的,必须把公司法与破产法衔接起来才能构建有效的董事信义义务转化制度。应该以最大化困境公司的价值为目标确定董事信义义务转化的基本制度要素。这些要素包括:董事信义义务转化的触发条件、董事对债权人所负信义义务的基本内容、债权人作为信义义务受益人的基本权利以及信义义务转化后董事的抗辩权。     

数据可携带权的法理逻辑和制度构建

基于保护个人数据权利和反垄断目的的数据可携带权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个人数据主体和数据处理者之间的冲突。以数据生产为视角审视数据可携带权,该项权利可以有效降低数据生产的成本,并有助于构建统一的数据市场。将个人信息主体与数据处理者统一于数据生产,可以有效弥合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数据生产指导数据可携带权的制度构建,数据可携带权的客体应涵盖衍生数据在内的所有个人数据。同时,在制度设计中要协调数据可携带权与知识产权、他人数据权利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