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伦理的建构、价值及其局限

全球化时代,全球伦理已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人类在发展中出现的生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网络社会初露端倪条件下,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加剧,全球意识的形成,使全球伦理的建构成为可能;全球伦理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一个适应全球化潮流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来看,超越全球伦理两难处境的努力,又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论义务的来源

义务是个体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应当性,通常所说的义务主要指道德义务。义务来源于个体的良知,它经由人类情感和理性的交互作用而产生。当个体良知通过"三人社会模式"转化为社会大众良知后,义务就成为社会大众良知的内在要求,社会大众良知能够以社会评价或社会舆论的方式迫使个体履行义务。因此,个体良知可以产生义务、社会大众良知也能让个体负有义务,但从根本上说,义务源于个体的良知。     

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制度

在国际司法判例的推动下,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国际法制度正逐步形成、完善.如果相关国家就争议领土的归属达成了合意或是有单方面的同意,则应当依据相关国家的意思来确定争议领土的归属.如不存在此类法律依据,则应通过综合审查各争端当事国在关键日期以前对争议领土行使主权权力的证据,依据有效占领原则确定争议领土的归属.但如依上述方法确定争议领土的归属还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则应对依法初步划定的边界进行衡平调整.     

从连坐、奖励告奸到亲亲相隐——公务协助义务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转变

商鞅变法确立了举发犯罪的公务协助义务,后为我国封建统治者在法律制度中予以继承和发展,其过程经历了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回归,这也给当代立法以启示：在立法确立公民公务协助义务时必须进行伦理预设,使该义务具有伦理性。     

论债(务)与责任的关系——兼谈我国债法总则的存废问题

传统大陆民法在债(务)与责任的关系上坚持权利——义务两位一体的结构,在立法中并未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确立了权利——义务——责任三位一体的结构,使债(务)与责任的关系得以区分。未来我国民法典中应该设立债法总则,在债与侵权责任关系上实现从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兼顾的转变。     

政府公共决策的规则限制

政府公共决策是一次利益再分配过程,由于＂经济人＂假设和政府的有限理性,政府公共决策权力时常被滥用,造成政府公共决策失误。制定完善的规则,规范政府公共决策权力,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公共决策失误,使之解决民生之苦、反映民生之需、实现民生之乐。     

反特权腐败的制度与规则审视——兼评“正人心反腐说”

在以往的反对特权腐败过程中,由于没有科学厘定制度与规则的区别,往往侧重于规则反腐。由于规则的易变性和规则制定往往成为特权者的专利,致使不与制度结合的规则不仅没能成为反腐的利器,反而成为滋生特权腐败的渊薮。因此,必须在科学厘定规则与制度的基础上,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全面深化宏观制度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而在权力来源上遏制住特权腐败的高发和多发势头,从根本上有效遏制特权腐败现象。     

试论国家身份及其建构路径

国家身份是国家自我理解、表达以及他者对此所反馈的一种"意象",包括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本文侧重分析后者,即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角色以及与他国的关系定位。作为国家利益的指向标,国家身份的建构主要通过外交政策的实施以及国际规则的约束这两条路径进行。身份差异带来了大国关系处理的难题,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也面临国家重塑身份的挑战。如何在各种不同的国际"规则"之间选择性参与,并进行再诠释与再塑造,直接体现了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也是再塑国家身份的关键。     

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例外研究

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原则,但是<物权法>第9条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例外规则设计.该例外规则具体包括哪些情形,法律为什么规定这些例外规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这些例外规则的法律适用.论文结合上述问题分析不动产物权变动中不以登记为要件的具体情形,并就原因及具体司法实践中的注意事项给出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