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迁——对四个汉民族社区民族志研究的总结

立足于四个汉族社区的民族志考察,本文对中国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和变迁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现代口承神话的功能和意义复杂多样,那些在仪式场合被讲述的神话,依然扮演着信仰的"社会宪章"的功用,此外,它们还是构成世界观的重要基础,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流、建构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是教育后代和消闲娱乐的方式,是凝聚群体、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还是获取政治资本和商业利益的策略性资源。神话传统的变迁受到社会文化语境的诸多影响,但其影响是有限度的。神话的讲述者普遍地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的人群,其中"积极承载者"和"消极承载者"都起着重要作用,而导游和教师则日益担负起了新时代职业讲述人的角色。讲述人的神话观也多种多样,神话并不一定被视为"神圣的叙事"。口头传承依然是主要传播方式,但其传播途径正日益多样化:书面阅读、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以及观看电影电视等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知晓神话传统的主要方式。针对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倡议采用"综合研究法"。     

殷周"地-母"崇拜与原始本体观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主流范式,是以周<易>为代表的阴、阳二元架构,但在周<易>体系成型之前的殷代宗教及殷、周族源神话中,"地-母"不仅因二者在生生繁衍上的同态意义而受到初民社会的崇拜,而且其中还蕴含了一种朴素的一元本体论观念.这一点又与历史文献所传周<易>体系之前的殷代<归藏>之"易"颇多偶合.     

古希腊神话与理性浅析

神话和哲学是古希腊文明的灵魂,神话以诗性直感表征世界,哲学以理性追问万物,二者协调并进使古希腊文明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张力,构筑起诗与思相互融通的精神家园。但是,由于理性的过渡扩张,现代人类陷入了理性机制化的魔圈,使人的思维趋于程式化,精神面临物化,日益失去诗性的美感。人类幸福的终极关怀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诗性直感和哲学理性的关系,重新构筑诗与思繁荣并茂的精神家园。     

"飞由合"与"伊纳乌" --中国赫哲族与日本阿伊努族文化比较之一

中国赫哲族信仰的“飞由合”,和日本阿伊努族信仰的“伊纳乌”十分相似 ,归根结底是出自同源——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教 ,说明了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为传播     

神话、传说与地名文化

世界各地都遗存有由神话、传说命名的地名。而社会的发展,地质的变迁,民族的迁徙等又会使地名不断地演变、讹传、重名,地名的分布日益复杂化、国际化;同时地名文化与其它的文化形式一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列维-斯特劳斯论艺术

列维-斯特劳斯通过把艺术与科学、神话对立起来界定艺术的范畴。艺术位于科学知识和神话或巫术思想之间。艺术是一种缩小了的模式，它意味着艺术相对于真实事物的不忠实性。艺术认知相对于智性的认知是一种颠倒了的过程。艺术作品的缩小模式是人工制作的，它涉及到作品的制作方式、构成方法等方面。艺术的表现形式与社会的构成及文化的层面之间具有潜在的关系。列维-斯特劳斯关于艺术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思考是辩证的。     

一个正义者的罪意识--"阿尔及利亚之子"加缪在欧洲的神话

法国思想家加缪的"正义"曾引起很多争论,而他在遗作<第一个人>中的忏悔却一直少有人问津.加缪以对"真实"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关注成就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中有限却不可取代的历史神话,而这一神话的结局却是创作者艺术生命的自戕和良心的忏悔.加缪的"正义"实质上是一个用来实现他自身神话的"脚手架",而他最终不得不向他的母亲忏悔,因为这位不幸的妇人正置身于他的神话所竭力逃避的"真实的黑夜"之中.     

论民族族源神话的社会功能

神话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它是原始人类通过幻想以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反映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故事。民族族源神话是古代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于野蛮时期的蒙昧阶段,但这最古老的文学样式、这种先民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产生了诸多的功用。民族族源神话在受到自然环境的和神话本身发展的规律的制约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全球化多元文化语境的冲击下,它的功用在现代社会发生了变异。但这并不影响它在现代社会继续发挥特殊功用的品质。     

神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之源

中国神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非常深刻。从研究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去探讨中国神话 ,如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有机整体观、重社会轻个体与重人伦轻人欲的道德思想等 ,其思想源头都可追溯到中国的远古神话。     

论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艺术追求与经验教训

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并非是作为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审美对象而存在 ,而是作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现象而存在。它以政治意志为价值准则 ,以英雄主义为美学理想 ,以浪漫主义为表现形式 ,追求绝对崇高的艺术旨趣 ,营造了一种史诗颂歌般的红色文学叙事模式。在这种红色文学的叙事模式当中 ,人的社会理想变得绝对纯真浪漫化了 ,人的个体生命情感则遭到了无情的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