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语诗写作与闽南方言——以方耀乾台语诗为例

闽南方言作为台语诗的语言载体和表达手段,是台语诗人表达乡土情怀、展现地域文化的重要依托,也是台语诗区别于其他华语乡土诗歌的关键所在。从语汇、语音节奏和地域文化三个角度对代表性台语诗人方耀乾的创作进行分析,有助于还原方耀乾一脉台语诗的语言特征和意蕴内涵。台语诗并不是"台独"论者的合法化对象,相反,台语诗仅仅是20世纪方言入诗的种类之一,是方言入诗在台湾地区的特殊呈现。     

微言E语

李源潮 我们下去调研，看到不少县委大楼、市委大楼都盖得很高，有的比省委的楼盖得还高、还气派，就感到很忧心诗不光是担心盖楼花钱，更是怕干部进了高楼，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谁也不肯走出大楼，就会与群众疏远了!     

《世说新语》中的名僧及其与名士的交游

《世说新语》中记录了一些名僧的言行事迹,这些名僧是以名士的身份被记述的,他们与当时的名士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游。这一现象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集中体现,也是魏晋名士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僧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魏晋玄学方面的良好修养以及玄、佛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是名僧与名士交游的重要基础。而博大精深、长于思辨的佛理也为玄学的发展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名僧受名士风流的影响而名士化,并有多方面的表现。玄、佛合流促进了佛学在士人中的普及和佛学的独立发展,从而推动了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在上层的传播,进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历史和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明代藏族僧官不属于土官考

"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是20世纪末提出的概念,此后"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的称谓被广泛使用。通过对明代藏族僧官与土官体系、运行机制、职能等方面的分析,阐述僧官和土官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隶属于不同的体系,享有不同的权力,担负不同的责任,具有不同的机构建置,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兼顾性,但这不能说明僧官就是土官。僧官和土官是两个不容混淆的实体概念。僧职土官是一个不存在的实体称谓。     

英国鸟类诗主题辨析

著名批评家布鲁克斯在其新批评的代表作《理解诗歌》里专门对英语鸟类诗歌的意象等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鸟类是大自然的代表,也是人类情感的一种体现。那么,具体就英国鸟类诗歌而言,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主题。基于这一点,很有必要将英国诗歌中涉及鸟类的诗歌以新批评的文学本体理论作指导,以作品为本体,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来研究鸟类意象在反映诗歌主题中的功能,作用和意义,为此,在分析中也涉及到两个著名的概念：其一是意图谬误,其二是感受谬误。     

元代玉山雅集诗序探微

以顾瑛为核心的玉山草堂雅集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人雅集，学界虽不乏相关研究成果，但对相关诗序文献均未给予重视。文中从诗序这一独特视角对顾瑛玉山雅集进行观照，以拓展、加深对其认知：以诗序为据，梳理历次玉山雅集活动系年、场所、人员及主要活动内容；玉山雅集诸方面超越前代，分韵赋诗是玉山雅集文学活动的核心形制；玉山雅集诗序是折射元末文人心态及时代变化的一面镜子。     

唐伯虎：真才子不风流

唐伯虎名寅，字子畏，江苏吴县人，他以诗、书、画三绝位列“明四家”之一。只因他早年生活放浪，刻过一方“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闲章，加上明清两代的小说、戏剧、弹词中又编造他“三笑点秋香”的风流韵事，以致在后人的印象中，唐伯虎不仅是位杰出的画家，还是个风流才子。其实，历史上的唐伯虎，为人并不风流。     

史蒂文斯诗歌的中国画意境

东学西渐,中国山水画促进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形成。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浸染着中国画意境,诗中有画,韵味悠长,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美学意蕴。史蒂文斯将中国画元素化为诗的建筑,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成功的转化,表征着史蒂文斯具有开放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同时也证明了不同文化的交融,定会促发新的文学观念的生长。     

“天山渔者”王大枢的遣戍生涯与诗文创作

安徽太湖县举人王大枢遣戍伊犁11年之久，还乡后自号“天山渔者”。他在戍地以坐馆教书为生，晚年编定《西征录》一书，不仅是他遣戍生涯的实录，还保留了其全部诗文作品。王大枢的诗歌题材主要分酬唱赠答与吟咏史事古迹两类，从不同角度反映出遣戍文人的日常交往、心态变化及文学活动。他的文作以《天山赋》为代表，用虚实结合之笔摹写异域风物，具有历史、文化、文学等多重价值。     

押韵,译者独创性的“陷阱”——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译本研究

笔者在研读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译本的基础上,分析了译者在无法使译文自然押韵的情况下采用的权宜之计和强行的押韵策略,并从语言、句子表达、风格等方面来分析这些权宜之计和押韵策略对译文的影响。进而以整个译本的质量来论证这些强行的押韵策略只是给译文披上了漂亮的押韵外衣,而译诗在本质上却无法称得上是自然、地道、不折不扣的英语诗。押韵俨然成了译者独创性的陷阱,译者愈想创新,采用权宜之法,离其所制定的翻译原则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