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已实现波动和赋权已实现波动的比较研究

已实现波动是针对高频金融时间序列的一种全新的波动度量方法,具有不需要模型和计算方便的优点。赋权已实现波动则对已实现波动进行了改进,是另一种更为有效的波动度量方法。本文从定义形式、无偏性、有效性、日历效应等方面对已实现波动和赋权已实现波动加以比较。通过对上海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说明了赋权已实现波动是优于已实现波动的波动估计量。     

基于分位点回归模型的条件VaR估计以及杠杆效应分析

 在文献中,分析杠杆效应时大多数都是基于ARCH类模型,本文应用分位点回归模型及其变点检测模型分析了“已实现”波动率条件下的CVaR,并尝试从CVaR的角度对杠杆效应进行分析。最后,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了“已实现”波动率条件下的CVaR估计,并对中国股市的杠杆效应进行了分析。     

基于金融高频数据的VaR研究

选取具有良好统计性质的金融波动率估计量来构建VaR,,可以使市场风险的度量更为准确.高频数据由于比低频数据包含了更多的市场信息,因此基于高频数据的金融波动率估计量更为准确.但是基于高频数据的波动率估计量为数众多,目前仅有对各个估计量本身性质的比较研究,在应用于VaR的研究中如何选取估计量使得VaR的计算更为准确则不得而知.因此,文章选取了高频数据下的若干个有代表性的金融波动率估计量,进行VaR值的计算,并对其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进行了持续性分析.通过实证研究表明V2R序列具有持续性,其中由赋权"已实现"双幂次变差计算所得的VaR值更准确,从而为VaR的精确计算和正确建模提供了依据.     

批判与重造——论沈从文作品理想人格的意义

沈从文作品的理想人格是在都市人生和乡村人生的对立中完成的。其理想人格蕴含着深厚的湘西少数民族文化内涵,表现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自然率真、 雄强张扬的审美理想, 这既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的思潮一脉相承的,也是作家试图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改良人性、改善人的生存状态, 重塑国民性格的审美追求的体现。     

GARCH类模型波动率预测评价

GARCH类模型已经广泛运用于波动率的预测,但对模型的预测表现进行评价却受到了忽视,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合适的衡量标准。本文首先运用GARCH类模型对上证指数收益率进行了全面的估计及样本外预测,然后以已实现波动率作为波动率预测的评价标准,通过M-Z回归和损失函数来评价GARCH类模型的波动率预测表现。结果表明,无论是样本内还是样本外,GARCH类模型都能够较好的预测上证指数的收益波动率。其中,偏斜t-分布假设下的GJR(1,1)模型的预测能力最强。     

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     

艺术学的现代性建构：从柏林学派到维也纳学派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是西方现代艺术学学科的重要建设时期。在此期间,诞生了以柏林学派、莱比锡学派与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德语国家学术群体,以及一系列具有批评性、原创性与建构性的思想观念,从而在反思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逐步建设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学学科,形成了以艺术科学理念为核心,以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为论域,以形式主义分析与图像学研究为基础方法论的新研究范式。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是西方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重要篇章,而且它所建构起的艺术学研究的现代学术体系及其学理依据与知识谱系也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     

全面深化改革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三重维度

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任务。从价值维度看,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主体维度看,要依靠人民群众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破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方法维度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汇聚民智民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地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毫不动摇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共识、力量、智慧和人心,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区域贸易协定中劳动条款的晚近发展及启示

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纳入劳动条款的发展趋势已越来越显见,具体表现为：涉劳动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在数量上不断攀升,缔约国家结构上更加多元,劳动条款内容上愈益丰富,“差异化”特征逐步显明。“强制型”模式和“友好型”模式是区域贸易协定中劳动条款发展的主要模式,各具特点。“强制型”模式下,劳动条款争端适用包含有强制性制裁措施的一般争端解决机制,并已付诸实践;“友好型”模式下,缔约方在劳动领域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合作,劳动条款争端不适用一般争端解决机制,主要采取政府磋商和审查等“友好型”的解决办法。我国纳入劳动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不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应转变观念,在未来区域贸易协定中更多地纳入劳动条款;制定更丰富的条款内容,强调差异化、合作性;警惕发达国家将劳动条款与贸易过度挂钩,防止以贸易制裁方法解决劳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