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兼论我国商法的立法模式

民商分立的商事立法模式是世界各国的立法发展趋势。民商分立体制下存在着两种商法立法模式:独立的商法典和单行的商事法律。这两种立法模式各具利弊。对于我国来说,妥当的选择是舍弃商法典模式,在单行法的基础上以一部商法通则予以统率。     

朝鲜古代“文体论”的形成及《芝峰类说》的文体意识

在朝鲜古代文论中,涉及“文体论”的内容．相对于中国古代“文体论”来说是比较欠缺的。从高丽中期直到朝鲜朝中期的李啐光的“文体论”,才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李啐光的《芝峰类说》的“文章部”,明确地列出“文体”部分．对一些重要而常见的文体都有所介绍或论述。对《芝峰类说》体例上的自觉的文体意识的研究是李啐光“文体论”研究的前沿基础部分。     

范鄗鼎与《理学备考》

范鄗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一生以振兴儒学为职责,撰有《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和《国朝理学备考》三部有关理学的著作。梳理三种《理学备考》纂辑过程和编纂体例,可见作者治学宗旨与治学精神。研究清初理学,范鄗鼎所著不失独具之学术价值。     

论世情小说名著《金瓶梅》对《水浒传》叙事体例的生命承传

《金瓶梅》彻底消解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水浒传》等文学佳作由市井弹词到文人写定的近乎道德评判的文化心态模式,而是以冷静、客观、宽容的叙事特质对诸多人物形象的行为举止加以生动、真实、淋漓的表白刻画并最终张扬着意趣悠远的生命韵味。     

韩国书院的历史与书院志的编纂

中韩两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功能有很大的差异,受其影响,两国书院志的编写体例也不一样。韩国书院志的编纂始于16世纪中期的《竹溪志》的编纂。《竹溪志》的体例是以与书院有关的记录为中心的。而17世纪的《西岳志》和《庐江志》逐渐趋向于以人物为中心。18、19世纪的书院志则主要收录了许多为祭享人物辩护的内容。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论宋代诗话汇编的三种编排体例

《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是宋代诗话史上先后出现的三大诗话汇编,三者运用了各具特色的编排体例,代表了宋代诗话汇编三种体例类型。《诗话总龟》因诗存事,以事为纲,分门增广;《苕溪渔隐丛话》以时为序,因人系论,触类引伸;《诗人玉屑》格法类分,人物品藻,史评结合。后出汇编在编排体例上继承创新,更趋完善。正是有了颇具匠心的编排体例,三大诗话汇编能够历久不衰,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用新的眼光审视《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史略》在学术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经典范本.然而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受时代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在文献史料研究、写作体例、对小说价值的界定和解释上还存在缺陷及局限.正补其遗误,从而对《中国小说史略》做更深入的、学术性的、实事求是的思考.     

年鉴创新初探

《安庆年鉴》从1995年创刊以来,先后获过安徽省年鉴评比一等奖和全国地方年鉴评比二等奖。但是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认识和探索年鉴编纂工作从传统模式和旧有体制中走向改革和创新,始终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回顾6年来为创精品年鉴走过的道路,我们认为,年鉴的创新至关重要,只有不断超越自己,在体制、内容     

明代志怪小说编纂的动机与体例初探

明代中后期迎来了文言小说汇编的兴盛局面,其中专收及兼收志怪小说的总集、类书、丛书就有约八十种。这些志怪集汇编者的主体是士阶层,其编纂动机体现了鲜明的士人主体性特征,如将志怪纳入格物、求道、致用的大框架;博异考证,探究未知领域;立象以寄意,托物以矩俗等。其动机的践行,一定程度上依靠所选择的类书体、主题分类体、编年体、分类与编年混合体等编纂体例。明代志怪小说汇编的文本特质与中叶以后复古思潮的盛行、西学的传入、士风的转变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