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嘉时期对《史记》的评论性研究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史记》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评论的角度也渐趋多样化。乾嘉学者从编纂体例、思想内容、叙事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评论,反映了乾嘉时期的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无疑符合“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史学批评原则。     

从《文章正宗》的编选体例看真德秀的选学观

真德秀的选学观深受唐代古文运动的浸润,也深受南宋程朱理学重道轻文的文艺思潮激扬。《文章正宗》其文体分类、先后次序、选文范围等,体现了南宋正统文学重视作家道德修养、轻视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风尚,同时反映了真德秀尊王尊圣、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在选学领域的申发,烫烙着南宋偏安王朝的社会印痕,褫夺了文学以抒情为基本特质的功用。     

论《四库全书总目》解题的体例、考证与评论——以史部编年类解题为例

对《四库全书总目》中编年类史书的解题进行分析，归纳勾勒出其解题完整体例模式，论述《四库全书总目》纂修者如何通过该体例而对作者、内容、版本、史料来源等内容进行考证。在《四库全书总目》解题的考证过程中，体现出其评论的特色：一是以“考证精核，辩论明确”的标准论典籍优劣；二是言必有据、不务虚言；三是态度力求公允客观。     

《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

《玉台新咏》编成了萧纲作太子时，编纂目的是提倡艳体诗风以与故太子萧统抗衡，但由于宫廷政治斗争的原因，受到萧衍的批评后，故又命徐陵重新扩编，唐人所说“大其体”是有理由的。《玉台新咏》的编排体例是按已故作家和存世作家编辑成书，因此已故作家中卒年最晚者与存世作家中卒年最早者的时间间隔就应是本书的编辑时间。据此，通过对各卷作家生卒年的排比，最终证明《玉台新咏》只能编成了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之间。     

论《文选》的编辑宗旨、体例

《文选》作为一部文章总集，其编辑宗旨是通过编选古今代表作家作品的精华文萃，以对前代文学进行全面总结；同时又以此作为辨析文体、指导写作的范文。出于这个目的，它的体例之一是将收录的下限定为天监十二年，以沈约去世为标志；在对全书的编排上则以文体为依据，类聚区分为３９类。     

类书编纂与章回小说的标目

对于章回小说标目体式的成因,本文在肯定传统成说的基础上认为,章回小说双句对偶的标目形式汲取了传统类书编纂体例的营养。首先是类书与章回小说的标目形式都经历了相似的衍变过程,而且类书标目形式成熟在前,章回小说标目体式定型于后;其次,明代的小说作者或书坊主往往既编写小说又编纂类书,他们于两类书籍之间相互借用体例的做法并不少见。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新收获——李金坤《风骚比较新论》简评

《风骚比较新论》一书,科学运用比较方法,在综论中原文化影响南楚文化的宏观背景下,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三大版块,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地具体展开对《风》与《骚》在忧患意识、山水美意识、自然生态意识、龙凤文化、梦幻文化、弃妇情结、体制特征、比兴艺术等方面的异同比较,用事实证明《诗经》对《楚辞》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清末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的变化

清末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以刑为主、民刑不分、诸法合体 ,走向民刑并重、刑民有分、诸法分立并以专门规定犯罪与刑罚为惟一内容 ;由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合典编纂 ,到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分立成典等等。这种变化 ,直接导致沿袭几千年的以刑事法律为主体的中华法系的解体 ,使中国法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并对以后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刑事立法、司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往圣继绝学,集儒史之大成--读四川大学编《儒藏》之首批成果

这几年最早提出<儒藏>编纂构想的,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所长舒大刚教授.在现今已有的种种<儒藏>的编纂体例中,最早成型、最为系统、最成熟而且也最为切实可行的,也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方案.作为一部前无古人的中国儒学文献丛书的编纂,"发凡起例"至关重要.舒大刚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三藏二十四目"的著录体系,这是<儒藏>编纂最为高明之处.     

八载辛劳铸巨制典藏儒史炳千秋--四川大学古籍所《儒藏》首批成果评介

舒大刚教授率先对儒学文献的著录分类和编纂体例,提出了自己慎密深思、严谨独特的"三藏二十四目"创新体系.首批<儒藏>"史部"类编50册著述问世,就是这一创新分类编纂体系的实践成果.它结束了迄今为止儒学文献史料没有专门著录体系,缺乏系统性、专题性整理之尴尬.此举实肇当代弘扬儒家文化风气之先,开21世纪大型儒学文献史料著录整理之先河.<儒藏>"史部"文献史料的搜罗荟萃或甄别取舍,无论是专书著录还是零星载记,或单篇记录,均慧眼独具,有其一套著录有据、实用合理的选择标准或取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