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废旧品第三方回收企业的盈利模型

本文从第三方回收企业的角度出发,以废旧手机回收为例,对第三方回收企业运作全过程进行研究,针对废旧品的收回、运输及最终处理中的成本与收入,分析各环节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关系,构建第三方回收企业盈利的最优化模型。     

韩琦三次“还乡”判相州及其与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

韩琦 ,相州安阳人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曾赞辅仁宗 ,继而又先后辅立英宗、神宗 ,对北宋中后期之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自中年以后 ,他不断上章请判乡郡 ,并先后有三次还判相州的经历。本文对韩琦三次判相州的前因后果及其守乡事迹作了一番考察 ,进而追索他后半生政治生涯的心路变迁旅程 ,并在此基础上简要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屡见不鲜的“还乡”事件背后所隐含的复杂的政治权力关系     

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

宋代乡司控制着县乡赋税征收的全过程。从编制、推排五等版籍,编制两税版籍,编制和注销税租钞,推割税租直到乡役的编排点差,和预买绸绢的编册摊派,灾情蠲免的检视上报等,无一不经乡司之手。从操作实践来考察,乡司的这些职责,无疑使其掌握了县乡赋役征收的实权,这既使他们成为实现州县财税职能的关键人物及乡村管理体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又为他们营私舞弊提供了舞台。宋代乡司在运作过程中的营私舞弊,既影响了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正常运转,又破坏了乡村的正常生产秩序。总之,宋代乡司的职责与运作,不仅关系着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运转,亦是宋代地方稳定,乡村民事成败的关键,并最终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乡村基层社会的政治安定     

整合式治理：欠发达地区县域治理的财政逻辑

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而基层财政体制是县乡政府职能履行的基础和保障。始于本世纪初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废止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负担问题,但“三提五统”的取消也导致欠发达地区乡镇主体财源缺失,引发了乡镇政府行为失序与财政困境,进而直接推动了乡财县管改革。基于湖北省Y县的深度调查发现,乡财县管在实践运作中表现为县域范围内的预算共编统管、支出统付统保、收入统征统管以及信息化平台统建共用“四统”,呈现出显著的“统收统支”特征,生成了县域整合式治理逻辑。这不仅化解了乡镇财政困境,规范了乡镇政府行为,调整了县乡财政关系,巩固了基层财政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引领县域治理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领域由分散型治理向整合式治理转变,形成了欠发达地区基层政权稳定、城乡均衡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县域治理基本格局。     

钢和泰《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成书及出版问题探析

本文主要利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钢和泰未刊往来书信,通过对英文手稿的辨识与解读,(1)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探讨钢和泰《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一书的成书及出版过程。丁文江在此书的出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为以往学界所忽视。此外,托马斯（F.W.Thomas）、荻原云来二人也为钢和泰编撰此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籍。可以说,此书的成书及出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学术界交往及出版环境的一个侧面。     

试析老字号的品牌营销传播

作者通过分析恒源祥、可口可乐、李维斯等在竞争中依然巍立于世的国内外一些老品牌产品成功的案例,证明吸收现代品牌营销传播理念是老品牌成功的法宝,进而探试了中国"老字号"败落的主要原因,并试图为国内诸多"老字号"颇为令人担忧的现状寻找能够适应今天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营销方法及品牌管理来重振其昔日雄威。     

即凡而圣：人际交往视域下《吕氏乡约》的伦理操练、情境礼仪与调音

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且具备代表性的乡约文本,《吕氏乡约》《乡仪》存续着古礼与伦理本位的人际交往模式。两者沿袭了古礼并加以创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与规范。在自涉入上,个人“孝悌”被向外延伸为乡村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克己复礼”被落实为情境中涉入分配的规则。与他人交往时,情境性礼仪既有“明分”来搭建长幼有序的交往格局,又有从选举到议事参与全过程的相对平等的协商交往规范。乡约的人际交往礼仪呈现出中道和适度的涉入义务。乡约乡仪以集体共在的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再植入“调音”了日常生活,使之显现为“公共性”“道德性”的交往情境。特殊仪节与聚会创造了公共空间进行共在活动的需求,以共在的时间将人际交往转换为集体的伦理操演;正向的情感感化和面子惩罚机制触发个体内心的认同并使之遵循情境性礼仪。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民间文艺赋能乡村建设：基于百年乡建学术史的反思

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知识人和革命者很早就意识到乡村建设的意义。在1919年兴起的“到民间去”运动中,乡村文化对于革命的作用引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较广泛的关注,此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治”讨论中,歌谣、鼓词等所蕴含的“革命”与“激进”内涵进一步被发现,革命者和知识人希冀通过对民间文艺的改造传播新思想、启蒙农村。延安时期,由政治精英推动的乡村文艺运动改变了之前知识分子与乡村隔离的状态,充分发挥了民间文艺在乡村建设中的政治、社会功能。新中国初期的乡村文化建设重点在于如何重塑民间文艺,让其形成新的“地方讲述”及文化共识。改革开放后,伴随民俗旅游的兴起,民间文艺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了“舞台”的作用。21世纪初在非遗语境中,民间文艺走向发展主体,尤其是在艺术乡建中引发了诸多讨论。文章在对不同时期乡建中民间文艺所发挥的功能与价值梳理的基础上,归纳与总结其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一定的镜鉴。     

网购商品的类型对在线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

从在线销售商品在配送环节上的差别以及商品的享乐性角度探索性地研究消费者对不同类型网络商品在线冲动性购买的差异。在实验室环境下采用2(虚拟商品vs.实体商品)×2(享乐品vs.实用品)组间实验检验消费者对4类在线销售商品购买意愿的差异,验证商品与消费者间时间距离的影响及其与商品享乐属性的交互作用。为增加实验室实验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采用3个在线模拟网上购物的现场实验,以被试的在线订单数据而非自我报告的购买意愿验证实验室实验的研究结论。自变量的操纵是在网络商店中设置不同类型的商品,分别以消费者自我汇报的购买意愿和模拟网店中的订单数据为结果变量进行测量,实验室实验和在线网络购物模拟实验的共同使用增加了研究结果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消费者在线购买虚拟商品的意愿和冲动性购买比例要高于在线购买实体商品的意愿和冲动性购买比例,消费者对享乐性虚拟产品的购买意愿和冲动性购买比例最高,虚拟的享乐品购买意愿和冲动性购买比例差异显著高于虚拟的实用品,实体享乐品与实体实用品的购买意意和冲动性购买比例差异不太显著。该结论对在线零售商针对不同产品类别进行销售和采用相适应的促销手段有积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