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重庆市例证

文章以重庆市为例,构建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测度与评价,然后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实证检验了重庆“产业-城乡-消费”三维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重庆直辖以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分值从1997年的1.10增加到2016年的9.86,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影响效应上,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均对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发展的统计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省级截面数据实证探究我国工业化水平与“离土不离乡”型农村劳动力转移分布密度的关系,经过数据的筛选和严格的诊断检验,并且在对计量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我们得出结论:我国“离土不离乡”型农村劳动力转移分布密度和工业化水平成正向相关的关系,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离土不离乡”型农村劳动力转移密度越高,反之,工业化水平越低,“离土不离乡”型农村劳动力转移密度越低.从实证的角度支持了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是造成我国‘离土不离乡’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的猜想和假设.     

齿德双隆:明代徽州的“寿官”

在明代优老政策的支持下,地方上形成了独特的"寿官"群体。就府一级单位而言,徽州是"寿官"规模较大的区域。徽州"寿官"是由地方府县两级官员依照皇帝诏书,恩授或例授而来,其间有着一定的遴选机制与请得程序。老人通过官员选拔或民间举荐获得相关资格后,经相关部门确认,最终以府县官府的名义授予冠带。尽管"寿官"没有功名,但他们仍可被视为徽州士绅群体的组成部分。"寿官"在荣获冠带前就已有地方声望,获得荣耀后则可通过乡饮制度与地方官员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并且被地方社会视为道德榜样。     

明清徽州经济活动中的乡例举隅

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在土地交易、动产或不动产的借贷与典当,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经济活动中,逐步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乡例.它们产生、发展并实行于民间,是民间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一种规则,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变通性和模糊性.尽管其中有诸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之处,且地区性差异明显,但它们的存在对维护乡村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木版年画：兴起、变革与传承

作为传统文化生活的映射,木版年画不是单纯的作为民俗艺术的存在,而是雕版技术、文化认同、造纸术等多种因素的“复合整体”,既有民俗文化自身发展的时代诉求因素,又有社会变革对意识形态推动的因素。木版年画一直到北宋中后期才开始凸起和普及并在市井阶层广为流行,这与雕版技术变革有着深刻联系。但这种技术转变的背后所折射的并不是简单的技术改进和变革,而是与里坊制度的崩溃、城市文明的兴起有关,这让木版年画的受众从城市引入乡村。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的载体,木版年画的兴起与变革本质上反映的是民俗艺术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技术与制度的融合,其变革背后折射着种种世变因素,是我们窥探传统文化变迁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社会图像。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的比较研究

同处江南的徽州与苏州,因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两地社会控制的方式不同。徽州为宗法社会,明中叶以来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多是经由民间宗族组织实现的;而苏州则复杂得多形成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多元控制格局,直至太平天国战后,民间组织才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比较两地社会控制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对应关系以及社会控制机制与社会发展路向之间的内在联系。     

盛世情结与宋徽宗时代的社会救济

宋徽宗时代,是北宋社会救济制度发展的最高峰,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救助机构普遍建立,且有一套较成熟、科学的管理办法。这一时期社会救济制度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宋徽宗君臣盛世情结的影响。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和全社会财富有限的情况下,过度的济贫措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