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四大区域板块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城乡统筹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利于整个国家城乡统筹的发展.城乡统筹主要涉及城乡经济统筹、城乡社会统筹、城乡生活统筹三个方面.文章设计了城乡统筹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四大区域板块城乡统筹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找出四大区域极决的城乡统筹能力差距.     

蓝鼎元幕友时期的乡治思想述论

蓝鼎元入台充当幕友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具有简约、实用特点的乡治思想体系。作为清初道南学派经世思想的应用与延续,这一思想体系总结、发展了我国传统的乡治思想,与文化专制主义"相互映衬",构成了清代思想文化中积极的一面。     

试论宋代的乡村建制

对于宋代的乡村建制,学界多认同乡在宋代已从县之下的一级组织演化为单纯的地域概念,乡政与乡级行政组织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有到无的转变,被都、保体系所取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两宋时代,乡与乡政一直存在,都、保体系的建立与变动也未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组织重构,自然村落仍是实际上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认清这一点,对于把握两宋乡村社会至为重要。     

唐五代乡贡“拔解”考论

盛唐迄五代,省试落第的乡贡进士携"书题"、书启、卷轴、家状等,向京兆府以外的州府行卷并免试取解的现象,称为"拔解"。"拔解"没有身份限制,却有明显的等级烙印;不合法,却公开而流行。其存废与当时贡举制度的不完备、社会重进士的风尚、诗赋取士局面的形成、京兆进士的特殊地位、一年一试的选拔频率等不无关系。     

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乡族自治,曾经是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地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乡族自治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所谓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和官府授权之下,对乡族事务实行自我管理;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乡族自治主要表现为家族自治。解读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可以发现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和社团组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能,实现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     

不符合退休政策的申请不予支持

申请人：卢某,男,61岁,某乡骋用制干部。 被申请人：某乡人民政府。 申请人卢某诉称：1974年4月,我受聘到乡政府工作,1990年选聘为国家干部。1996年本人因病手术后在家休养。依照聘用制干部管理规定和《国务院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干部,     

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抄本二种为例

公私收藏的<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后简称<乡局记>)抄本二种是探讨徽州村落文书形成的动态过程的珍稀文献.根据对两种抄本的作者、内容异同及其史件价值的具体考证,<乡局记>是程氏管理上溪源村落的实用手册,它详细记录了上溪源村落的社会组织、山林经济、佃仆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清代前期徽州基层社会的生活实态,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在徽州,对村落文书的抄誊辑录,除了留底以备后用之外,村落文书的保存,也是为了进一步编纂村志做准备.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之编纂,具有准村志的性质.在适当的情况下,村落文书也常供官府修纂县志时采辑之用.     

论消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效机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仍存在较为显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反差,因此必须建立消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效机制,其核心内容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建立消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效机制应该凸显内洽性、常规性、自发性、差异性和演化性等原则,同时应从产业发展、技术进步、要素流转、组织创新、主体培育、农业保护、分配调整、公共产品提供等方面进行努力。这暗示着消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效机制是一个系统性安排,而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变化趋势也为这些机制的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     

论现代乡镇制度的构建

乡镇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构建现代乡镇制度,这是国家社会化转型的基本要求.依据国家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对比和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各地的乡镇体系构造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镇政"、"乡派"或"镇政乡派"等不同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离不开乡镇权力结构的重构和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关键是重构乡镇权力,使之形成"官民"二元一体的权力结构,最终建立和谐、民主、合作的现代乡镇治理格局.     

个人资本视域下的劳动力移民城市贫困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遭遇"制度藩篱",该劳动力移民群体与城市制度内人口、知识移民和财富移民相比,个人资本水平低是其在城市贫困的致因。通过个人资本积累能够消除劳动力移民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