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

林石,北宋熙宁、元丰时以明经笃行著称,长期以《春秋》教授乡里。元丰时与赵抃游,名动京师。又尝与管师常、龚原论学,为学不辞新旧,经术事功兼重。温州太学九先生得益于他的培养。太学九先生的学术思想,实肇基《春秋》学,详考其政治思想和仕绩,都带有经世致用的色彩。至于温州太学九先生一致倾向于程氏学,这主要是在为己之学这一点上,温州的乡先生们、太学九先生们和程氏完全一致。     

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坚信。然而在近现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夏的存在却发生了怀疑,这样有关夏代历史的探索就因关系到我们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重大问题而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数量少且零碎,并多属后人追记,所以探索夏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学来进行。这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的可喜成就。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难民乡"问题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创造性地制定政策,安置国统区难民的做法,对于我党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能力,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晚清狭邪小说的原型剖析

狭邪小说中蕴含有丰富的原型 ,它们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叙事。具体讲 ,仙人思凡原型建构起“犯戒受惩———凡间磨难———重返仙界”的叙事模式 ;凡人游仙模式则聚焦游仙过程的艰难 ,行为主体超越生死、勘破色相方能成仙。因果相报模式既成为组织情节、安排结构的依据 ,也是制约人物命运的要素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成为人物命运的预置模式 ;它还成为增加叙事魅力的手段。乡下愚伯模式建构起“离开乡村到都市———流连都市———逃离都市回到乡村”的叙事模式 ,其价值在于表现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优劣。     

浙江的"乡"、"节"、"会"与区域形象设计

浙江的"乡"、"节"、"会",在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们大多还处于区域形象的自然生成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建设文化大省的需要,迫切要求浙江省的市、县、乡、镇进行区域形象的重新定位、策划和设计.坚持以人为本,增强区域形象的人文精神,应成为区域形象浪潮的新追求.     

朱丹：生态优先，才是真本事

像重庆这样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的直辖市，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就是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过程，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庆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中闯出一条新路，对整个中西部地区都将有示范作用     

实现乡政与村治衔接互动的思考

<正>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     

我国农村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治理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以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完善农村治理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保障。结合当前我国农村治理机制"乡政村治"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健全这一机制的方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做好"改造"农村治理主体(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并处理好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二要通过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为改革和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三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在改革和完善农村治理机制中的作用。     

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 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 000万人至6 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 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     

论家族祭祀对社会的凝聚作用

对社会的控制与治理等问题历来为儒家所关注。本文仅拟就家族祭祀与社会凝聚之间的关系作一定的探讨,分析与阐述这种关系所依据的外在原因,并从先秦儒家思想中寻找两者之间关系的内在理论依据,探讨家族祭祀对社会的凝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