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吗?——基于苏浙皖地区县域面板数据

基于2010—2019年苏浙皖地区县域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动态DEA-malmquist模型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行测算,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政策效应,进一步分析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苏浙皖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大部分处于有效率阶段,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同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应推进农业技术进步效率的提高,加快苏浙皖地区一体化进程,精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采取差异化政策等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村社本位与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机制与绩效

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进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议题。鹅镇的经验表明,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的重要机制,该模式实现了现代农业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这一模式的实践运作依托三个重要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引导,即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风险防控等方式引导村社集体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二是村社集体统筹,即统合分散土地以实现整体流转,从而统筹协调农业规模经营实践;三是农民自主参与,即农民自主确定农业经营主体,民主协商地租价格,与农业经营主体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在该模式下,农业经营规模适度且经济效益较高,农业经营的社会效应溢出,农业经营的村庄治理效应较为显著。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和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当注重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以促进农业与农民福利、村庄社会同步发展。     

“礼治复兴”: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共享传统及其现代重构

中国社会的共享传统伴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并被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家礼治模式所形塑,表征着中国内生性发展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因此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视角。追溯与梳理传统社会中的相关话语形式,理解与阐释历史上国家礼治与地方自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促进对自古及今中国社会内部制衡机制的认知。纵观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发展历程,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化时代的“新德治”实践,以及新时期乡村社会中的“礼治复兴”现象,都会发现以礼治为表征的共享传统的坚韧传承及其在社会振荡时期的重要调谐作用。发掘中国社会共享传统中的知识共享、社会共建、道德共育等核心要义,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当今乡村社会中普遍出现的“礼治复兴”现象,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亦有着重要镜鉴意义,还可在激活中国社会整体人文精神的意义上,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智能化技术助力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实践路径——基于我国40所乡村学校的调研

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面临着教师队伍长期建设不足、短期培训较多、服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有限等问题。为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振兴乡村教育,针对我国40所乡村学校“十四五”时期发展需求,研究团队进行了深度调研,发现教师基本技能训练、教学和教研基本规范、留守儿童管理、教师共同体建设等方面的需求最为突出。为此,本研究围绕智能化技术赋能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进行了深入探索。智能化技术助力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实践路径在于：借助智能化平台开展教师基本素养培育,进一步提升乡村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借助智能技术开展大规模“诊课”与系统化教研,进一步提升乡村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借助大数据技术帮助乡村教师开展精细化学生管理,进一步提升乡村教师对学生的管理能力;借助线上教研社区资源构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进一步促进乡村教师教研共同体的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超大城市农村公路规划设计的几点思考——以上海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一环,“四好农村路”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乡村地区是上海市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战略空间。目前上海农村公路总体规模能够基本满足出行需求,但仍存在路网结构欠佳、建设标准偏低、路域环境缺乏统筹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基于上海农村公路发展实际,加强规划设计研究,推动上海农村公路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支撑上海建设与卓越全球城市相匹配的、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魅力都市乡村,为超大城市农村公路的发展提供引导。     

青海农牧区农村协商治理的现状、因素及对策——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协商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乡村协商治理作为基层乡村群众的民主实践和有效治理制度的探索,不仅是社会主义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各地协商治理发展不均,青海乡村协商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较为显著,主要表现在村民主体缺乏协商意识和能力、基层农村的社会组织疲软无力、协商治理制度匮乏等方面。因此,解决青海乡村协商治理中暴露的问题,加快完善乡村协商治理体制,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青海基层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