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阈下民族地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机制与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构建高品质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应努力遵循生态化机制、市场化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形成持续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发展力的新格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包括推进龙头企业“上山下乡”的产业链一体化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大公司及现代产业融合衔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塑造特色产业的文化品牌,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发挥民族地区绿水青山、特色文化的资源优势,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依托景区“增长极”拓展“文化+生态”的深度乡村旅游,依托特色资源推进特色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采取多种途径对“三农”“三牧”进行以素质能力、专业技术提升为目标的“技术赋能”等。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国家、社会、乡村等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动态调控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管理方式民主、运行过程公开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乡村治理共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新时代的新阶段,这一地区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可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在新阶段推进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乡村振兴背景下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通过深入阐述乡村振兴视阈下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发展的问题,从强化政策措施落实、提升组织保障水平,加强良繁体系建设、提升良种化发展水平,加强种植结构调整、提升规模化发展水平,强化技术集成创新、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聚焦产业链延伸、提升产业化发展水平,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农村中心工作缘何走向“泛化”?——基于安徽省L市H镇的个案研究

中心工作贯穿于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对于观察和理解乡镇政权和农村治理运转的基本特征和内生逻辑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安徽省L市H镇的个案分析发现,当下的农村工作出现了“泛化”趋势,导致了制约治理效能提升、过度动员与行政趋向、过于依赖非正式资源、乡村干部高负荷运转和策略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科层局限与治理有效、党政体制与使命践行、国家意志与社会整合多个视角对农村工作走向泛化的原因做出了解释,要走出中心工作泛化的困境,必须着眼于合理整合行政权力、提升基层自主能力和激活乡村社会活力等多个方面。     

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困境及解决思路——以历史借鉴为视角

影响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包括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保障机制几个方面。文化建设型塑国家认同,奠定社会治理文化基础,并以价值观指引、评判社会治理;组织建设重在选任品行高尚有威望的管理人员,以组织福利凝练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治理共同体;制度建设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进而实现因地、因时、因俗而治;官府为基层治理提供最终保障。这些对今天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借鉴。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应以化礼成俗、善恶评判加强道德建设;把好基层组织用人关,大力发展治理微组织,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作用,发展集体经济,夯实治理共同体基础;增强人们的熟悉度以筑牢基层治理的感情基础;增强村规民约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执行力。     

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消费文化在农村的深入扩散,原本作为确认公共规则、增强社区团结重要途径的婚丧仪式变成村民面子竞争的舞台,乡土公共文化面临着去公共性、去价值性和庸俗化的危机,乡村社会阶层挤压愈发明显。由多层组织相互嵌套而成的社会组织——红白理事会,能够有效整合体制内外治理资源和规则,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商、沟通提供空间和平台,有效推动地方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创新。在乡村文化的互动式治理中,红白理事会通过制度规范、精英示范、分类动员和声誉奖惩等社群治理机制,引导村民采用文明节俭的婚丧新规,非强制性地调节了社区面子资源和阶层关系。地方政府通过激励村两委组织、给予嵌套组织合法性支持、节制行政干预行为,激发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乡村文化的诱致性制度变革,为全国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     

乡村治理逻辑下的民俗文化传播——以“春官说春”为例

“春官说春”是我国陇东乡村一种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是农民在地化的文化实践。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试图回答以“春官说春”为代表的民俗活动蕴藏着的乡村文化治理逻辑。本文认为,“春官说春”是农民基于自身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文化表达。当下,它不断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一方面推动了乡村集体娱乐的复归;另一方面,依托这一民俗文化,政府、村社、农民、社会团体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文化实践,不仅传达了国家话语,也有效地连接了国家与农民,进而使乡村文化治理发挥出最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