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与地方民俗发展——基于“三边民俗文化园”的考察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公共休闲文化空间正在成为基层文化复兴与发展的重要场域。以三边民俗文化园为例,通过考察分析文化空间的特色设置、建构逻辑与文化拾遗,发现民俗文化空间蕴藏推动乡村发展、提升民众自信与培育民族精神的丰富文化资源。但文化空间的民俗传统脱离昔日的原生态语境,在行政作为与旅游观光目的下被静态复制或用于寄托乡愁。这种文化空间建构方式在为振兴乡村文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潜藏着地方民俗发展的问题与局限。只有充分关注乡村文化发展语境、乡村民俗本来样态、乡村民众心理微变和乡村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互动,才能有效推动地方民俗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长效机制构建

“十四五”时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在过渡期构建推动二者衔接有序、有效的长效机制,有其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在严格遵循延续性与创新性、常态性与兼顾性、规范性与灵活性、实践性与前瞻性有机统一的原则基础上,沿循“风险防控—主体责任—执行落实—动力接续—协调管理—反馈完善”的基本思路,建构衔接机制的集成方案,以期为过渡期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困境与模式选择

基于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村庄内部凝聚力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针对团结型村庄、分散型村庄、分裂型村庄等,分析了当前新乡贤在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中参与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了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以期因地制宜地利用新乡贤资源,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科学技术与乡村治理的交叉融合,不断孕育新的治理形态,催生新的治理手段,创新人的治理理念,引领治理方式的变革,在推进"三农"现代化、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是一项涉及乡村科技资源配置、制度保障、主体能力建设等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赋能效应,就要不断优化乡村科技资源配置,加强乡村科技软硬件设施建设,不断优化乡村治理制度供给,强化科技赋能乡村治理的制度保障,不断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加强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多措并举形成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科学指南——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使命和初心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富裕观,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针对共同富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阐述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战略定位,丰富并拓展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开辟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积极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当前,“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议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能够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目标和方向,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科学实践指引。     

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党组织社会的机制与运行空间——基于S省J镇党建创新实践的考察

基于S省J镇的党建创新实践,以“政党组织社会”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一般农业型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组织性缺失与艰巨性发展任务之间的矛盾。基层党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如何通过加强自身组织能力建设,以凝聚各方面资源、激发振兴动力。J镇通过区域化党建推动公共服务下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及党员联户等实践形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形成了对乡村振兴强有力的引领能力。当前,应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的统筹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充分调动普通党员走群众路线,以重塑乡村社会的组织性。可尝试通过区域化党建的做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基于CFPS2014、2016、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耦合协同模型度量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效应,系统考察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推动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从影响机制看,宏观层面表现为提升农村流通效率与优化产业结构,微观层面表现为提高农民就业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双提升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则与之相反。同时,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影响有所不同,其促进作用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依次递减。     

脱贫成效精准:脱贫户获得感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从脱贫户获得感维度检验中国脱贫的实践效应。通过对广东省48 村1 518 已脱贫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其家庭人均年收入持续增长且比已知脱贫收入线显著偏高,产业扶贫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显著;脱贫户基于家庭劳动力人数、老人数和学生子女数等客观需求,多数自觉获得了体现客观机会获得的脱贫政策福利;脱贫户拥有较高的获得感,并没因调查个体的人口特征而存在差异,其显著地与客观需求呈负相关,与客观获得呈正相关,需求既定时客观获得增加,则获得感会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新时代基于需求-获得-满足的精准扶贫逻辑具有实践效应。在客观获得确定而需求增加时,获得感会显著偏低,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因此,后脱贫时代需要继续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乡村教育扶持力度,从外部基础、成人主体内在动力和代际发展潜力来保障和提升脱贫成效的持续性。     

社会转型期我国城镇贫困问题及扶贫对策研究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形及农村贫困相比．处于转型期我国城镇贫困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人口不断增多．且来源广泛;二是企业职工及其家属成为主体;三是分布具有明显的行业和产业特征;四是人口年龄偏高且素质偏低。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一是失业和就业不足;二是收入分配不合理;三是农村富余劳力大量涌向城镇;四是物价涨幅过快;五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对此,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1．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扶贫帮困救助机制;3．理顺城镇个人收入分配关系;4．合理调控农民进城;5．完善劳动力市场,实施再就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