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期乡村集体工业发展与社会福利——对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对改革初期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大量研究呈现了与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不一致的中国式工业化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践形态。本文指出,中国乡村集体工业的发展模式呈现出基于分散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小生产者与工业化大生产之间的另一种关联方式,这种工业化道路没有导致显著的工农分割与城乡差距,而是通过强调农村社区利益本位,削弱了不同人群/家户之间的分配不均,提升了乡村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     

乡村振兴与农村养老服务：阶段性特征与治理路径——基于情景互动理论的视角

我国不同农村地区乡村振兴的速度和程度各异,加剧了农村内部发展的分化,也增加了农村养老服务建设的难度。基于情境互动理论,养老服务建设是服务主体与环境不断互动的过程,农村养老面临的环境特征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状况,可将其分为探索阶段、振兴阶段以及共同富裕阶段。农村养老服务从以兜底保障为主,到向普适化转变,再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发展侧重点不同,面临的问题各异,因此也应差异化实施治理策略。从情境治理的角度,农村养老服务建设可以从改善养老环境和优化组织队伍两方面入手,积极应对不同发展阶段。     

乡村社会的变与恒——试析周大新的小说《湖光山色》

周大新是一位出身农家的作家,他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湖光山色>深入农村生活内部,一方面展现了在现代都市文化冲击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革,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乡村社会深层结构中恒久难变因素,提示了乡村社会蜕变的艰难.     

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着城市基层权力体系的建构,也决定着社区治理模式的构筑。街居制度建构了城市基层权力体系,解决了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的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秩序建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高速发展与城市问题激增,街居制度无法再解决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问题。当前社区制虽然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提高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过程相互合作、良性互动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强政府-强社会的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还远未完成。     

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本文利用全国1189个外出务工村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增强外出务工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村务信息的了解、与村民的联结四方面中介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3）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解决问题素养较高、与村庄的利益关联较深、政治权利意识较强的外出务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这些结果对促进外出务工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治理困境及破解路径研究

南岭走廊是一条多民族走廊,各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形成了既有共同性又有民族性的治理智慧,为构建南岭走廊区域内的共生民族关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后脱贫时代,南岭走廊区域由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转向乡村振兴的阵地。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了劳动力的流动、传统生计模式的变迁、基层权威的逐渐丧失等问题,导致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出现了缝隙,进而带来了系列社会治理困境,产生了治理危机。不管是“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还是“生态振兴”,归根结底要依靠“治理有效”衡量乡村振兴。在构建治理共同体框架范围内,重塑基层治理权威、引入协同治理、构建治理共同体和夯实集体经济可为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基层治理注入曙光。     

论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在新疆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价值及其实现

中华经典诵读工程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的任务,具有特殊的文化属性。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关系到提升国家整体文化软实力和增强新疆各族人民的凝聚力。新时代,为推动中华经典诵读工程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培育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优化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内容、形式和效果,将记忆、传承、创新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落到实处,展现良好的群众性、推广性和普及性,让蕴含在中华典籍中的文化基因和历史智慧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价值实现需要从文化认同、传播方式、文化整合等方面着力：强化顶层设计、打造经典品牌、创新传播方式、整合多元文化等。总之,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在文化润疆工作和乡村文化振兴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该充分发挥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的重要作用,助力新疆乡村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软实力,筑牢各族人民文化自信的根基。     

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是对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回应与践行,有利于推进农村融合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存在一些困境,主要体现在制度不完善、治理效果不佳、人才队伍不健全、文化环境不佳、社会资源匮乏等方面。为此,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制度建设夯实基础,以村级自治组织增效完善组织保障,以人才教育增强动力,以舆论宣传塑造内在支撑,以社会资源介入探索共赢方案。     

绑架罪的单复与犯罪形态

单一行为,是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种犯罪的构成性行为只包括了一个或者一种身体举动的情况;复合行为,是指犯罪构成中的一个犯罪行为中包含两个以上从属性的行为,因而被法律规定成为一个行为的情况。绑架罪的客观方面是复合行为,即绑架（强行拘禁）他人的行为和发出要抉令（作为人质）的行为;判断绑架罪的既遂,首先要考虑的是具体绑架行为对社会关系侵害的程度,还要取决于具体绑架犯罪案发时的常见状态。     

村落的终结还是纠结——文献述评与现实审视

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村落的终结似乎不可避免.但在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后发现,与其说是村落的终结,倒不如说是村落的纠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村落终结的内涵及其实质的认识存有偏颇造成的.所以,“什么是终结,什么在终结”就是人们必须首先要予以认清的一个理论问题.实证研究以及现有的经验分析表明,如果部分“中间形态村落”能够巧妙地挖掘自身的内在价值,并依据现实的社会情境,进而与国家制度和政策实现有效对接,村落不但不会走向终结,反而可以得到持续发展,以致实现乡村社会的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