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

村落空间是村落历史的沉淀。不同于熟人社会研究的关系取向,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视角,基于南方村落的空间图式阐释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祠堂-阳宅”的平面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自然生命升华为道德生命的日常生活路径,而“庙宇-阴宅”的纵向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应对日常生活断裂的宗教生活模式。风水的空间实践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并促进了村落空间的结构化和立体化,而村落空间结构维系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可见,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是空间结构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的统一。现代性力量逐渐抽离了村落空间的历史底蕴,释放了空间权利意识,导致村落空间结构破裂与熟人社会秩序紊乱。立足村庄社会的空间治理是突破村庄空间利益困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清末少数民族地区田赋征收与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以四川会理屯粮征收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一个多民族县。在四川会理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绅民互控档案中,众多反映因屯粮征收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图景。下层士绅、催粮总催、普通民众在抗粮不纳纠纷中所采取的策略、州官审断抗粮不纳纠纷的原则与取向,显示了晚清下层士绅在介入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自身权力的来源已发生变化,但其权力并未明显上升,仍然受到官和民的制约。尽管如此,这一变化仍然对地方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稿约

一、本刊简介《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于1981年,由教育部主管、华中农业大学主办,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中国核心学术期刊(RCCSE),入选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现为双月刊,单月5日出版。本刊围绕新时代“三农”问题研究主线,致力于关注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关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农业、农村、农民和生态问题研究,主要刊发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土地问题以及科技发展与人的关系研究等领域的前沿学术成果,尤其欢迎实证性、理论性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本刊常设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土地问题等基础栏目,并轮流开设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科技发展与科学传播、全球化与比较研究等专题。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生态宜居”的有效举措、“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和“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在增进广大农民现代性意识、促使农民群众走出传统的同时,也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认知带来新的挑战,农民的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公共精神趋于式微、集体观念趋于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多元整合困境、公共性培育困境、价值取向困境和组织保障困境。新时代,应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增进农民的价值共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以乡村文化构筑新型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塑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以提升组织力为主要目标,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活力,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组织基础。     

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在目标逻辑上,法治乡村与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美好层面的价值耦合是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在实践逻辑上,乡村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体制构建滞后、法律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局构设着要增强农民主体性、筑牢政治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和强化民生保障的乡村振兴行动方向;在策略逻辑上,探索多途径法治教育、加强权力规范化建设、强化法律有效实施和创新多元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政策、动力与实现机制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而探讨以合作社为载体的农村内生性产业融合模式,对于提升农业产出效率、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合作社带动产业融合相关政策的梳理发现,合作社依次经历了初期起步及产业破壁阶段、快速发展与农业产业化阶段、发展壮大与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阶段。在具体实践中,农业多功能开发、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经济良性循环、跨界经营等需求都对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现实动力,合作社也展现出了资源整合、社会服务和公信力增强等优势,并探索形成了农业内部技术融合、纵向一体化经营融合、现代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模式。针对目前合作社所面临的规模小、资金少、创意不足等问题,建议从鼓励合作社向综合和联合方向发展、改善合作社融资渠道、挖掘当地特色文化等方面着手构建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机制。     

提高效率、维护公平:产权四模式对深化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启示

回顾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主要进展,介绍产权四模式的主要观点,提出深化集体林权改革的思考和建议。研究发现,林权改革没有统一的格式,产权四模式总结了发展中国家林权改革的一些规律,可以为我国集体林改所借鉴;与其他模式相比,财产权模式对我国集体林改影响最大,明晰产权、提高效率一直是集体林改的目标;农业结构模式明确提出的市场机制可能带来产权不安全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制度模式主张政府发挥产权改革的主导作用、制定法律法规巩固产权的主张对深化林权改革有重要借鉴意义;共有产权模式提出的保留共有森林资源为贫困人口提供"一席之地"的主张,为减贫和乡村振兴提供思路。在结束明晰产权主体改革任务之后,应将工作重点转向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巩固产权改革成果、维护农户林权利益;在推动林地规模化经营中,要谨慎推进森林资源金融化,防止出现"代价高昂的不平等";充分认识集体林权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将林改工作从工程式运作逐渐转向常规监管,加强林权管理。     

广西"新民团"与乡村建设运动

广西"新民团"在新桂系乡村建设方案中占有重要地位."新民团"参与了乡村建设的各个领域,几乎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广西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新桂系利用民团组织推动乡村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功,但也存在诸多局限性.     

成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及特色研究——兼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

本文从发展历程、特色类型、经营方式、政府扶持与规制办法四个方面研究了成都特色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分析了成都特色乡村旅游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效益。指出应加强成都特色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促进其良性发展,优化成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