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漂泊的屋顶》看深化当代城市创作中的困惑--兼评作品中李大谟这一人物形象

作者老虎和有的评论者都强调长篇小说<漂泊的屋顶>最大的突破点在于直面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农村户籍的生活与情感的真实状况.但从对作品中李大谟的细读分析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与创作的文本之间有缝隙,这不仅让我们看到在塑造李大谟时作家既想表现自己,又要掩饰真实的自己的内心矛盾和局促,也使我们感到弱势群体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所面临的沉重与无奈.     

以经济史的视野看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

按大历史断代和工业化主体的不同,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依次呈现为清中期以前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官营手工业与民间手工业的共同发展,晚清与民国时期近代工业化过程中洋务企业与乡村半工业化的并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化的双翼腾飞。其特殊性在于国家主导的城市工业化与农民兴起的乡村工业化并行耦合,共同推动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社区参与乡村旅游

在对乡村旅游、旅游扶贫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相关概念内涵及研究进展阐述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贫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碍,提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一些思路,即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政策调控保障社区参与的主体地位,通过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政策框架确立社区居民参与的激励机制,提高社区居民的相关旅游知识及进行相关能力培训,提高非政府组织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等。     

现代化的扩散与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以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和县浏塘村为例

文章遵循从基本理论到实证调查再到一般性结论的研究路径,从实证的角度去描述安徽一个普通村庄因现代化的扩散而导致的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从而试图说明现代化的扩散对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     

河北省玉田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调查报告

河北省玉田县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逐步完善,组建了全国第一家县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提供了有效的综合服务,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当代社区建设大事记

我国的社区建设运动最早是20世纪初期开始的,受国际上一些农业国家的“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等民间自发的社会改良运动影响:1924年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推行了平民教育;1927年陶行知先生在江苏南京创办了晓庄学校及其后来在江苏各地创办的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梁漱溟先生创建的河南村治学院及其后来在江苏、山东邹平县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都是中国社区建设的先行之举。30年代初,吴文藻等将社区概念引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社区研究随即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主流。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后,社区以及社区发展也就不再被提及,使中国在其后几十年…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初级群体及其功能分析

社会群体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单位,社会群体生活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群体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如此,民族社会学更如此。处于转型期的西北民族乡村社会,社会群体特别是初级群体依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其进行功能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它们的认识。     

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实证考察——以重庆主城都市区为例

乡村休闲养老产业发展丰富了农村产业业态,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缓和城市养老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2020年9月—2020年12月重庆市主城都市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验证了影响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参与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代际冲突、健康程度、自然环境、硬件及配套设施、服务质量均能对老年人参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但影响效果有所差异。结合研究结论,为推动重庆乡村休闲养老产业发展,增强参与意愿,文章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