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礼记》中的情—礼关系

对儒家而言,内在的情与外在的礼之关系是一基础论题。情是人心感应于事物而生发的内在心理活动,为人之现实生命活动的基本表达样态。礼之制定与践履须以人之诚意与真情作为内在要素与基本要求;同时,礼亦能够表现情,文饰情,又还以培植情,这些都表现出礼“顺人情”的一面。另外,礼还节制人情,使之合宜适中,由此建立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礼“治人之情”的一面。立足于对人情的随顺与治理,礼成为既仁且智之人道。     

探析孔子的通达——以《论语》为例

孔子的通达以“礼”与“仁”为思想底蕴,以“中庸”为主要思想方法,既是对世事和人生透彻而睿智的认识,又是一种品格、一种境界。本文以《论语》述其要旨,从礼乐制度、个人修养、教育教学、治国理念四个层面来探析孔子的通达,以展示其高超、开阔的学识和气度,以及在当今的意义和价值。     

“礼”的伦理学意义的孕育与确立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礼"的传统源远流长。"礼"的起源很早,但起初它并不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而是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礼"成为伦理学范畴,是经过夏商周三代直至孔孟才得以完成的。孔子在维护"周礼"的努力中对"礼"之深层的精神内核进行挖掘和创新,使之成为伦理关系的理想模式;孟子设计了由仁、义、礼、智构成的德性结构,使原来外在的"礼"内化为本心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属性。     

潜能德育视角下“八礼四仪”的教育实践--以扬州旅游商贸学校为例

江苏省率先提出对未成年人进行“八礼四仪”教育,得到了全省中小学的积极响应。本文以扬州旅游商贸学校为例,介绍了该校基于潜能德育的育人理念,创新性地进行“八礼四仪”的教育的实践做法,通过“立制度、化内容、做示范、重文化、比活动、树师范”六个方面的努力,礼仪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的比较研究

同处江南的徽州与苏州,因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两地社会控制的方式不同。徽州为宗法社会,明中叶以来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多是经由民间宗族组织实现的;而苏州则复杂得多形成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多元控制格局,直至太平天国战后,民间组织才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比较两地社会控制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对应关系以及社会控制机制与社会发展路向之间的内在联系。     

陶渊明《饮酒》诗系年考辨

关于陶渊明《饮酒》诗的系年,说法大致有五:元兴二年癸卯说、元兴三年甲辰说、义熙十年甲寅说、义熙二年丙午说、义熙十二三年说。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另提一说,即义熙十四年戊午说。其理由主要有三:一、从陶渊明于义熙元年乙巳辞官奔程氏妹丧,次年返园田算起,一纪后当是义熙十四年戊午;二、其所饮“名酒”当是官人所送,而王弘恰于义熙十四年任江州刺史;三、诗中许多内容与刘裕称“宋王”及废安帝立恭帝事相合,而此事亦发生在义熙十四年。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