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 赏款 赐爵——古代养老是这样的

中国古典社会有丰富的尊老、养老思想和比较完备的养老制度。宋朝张九成曾说:"孟子开口必说‘仁政’.而所以为‘仁政’者,必先养老。"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春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证明汉代的尊老落实在了政府赋役减免的实际行动中。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六月"丁卯,幸赤城,亲见长老,问民疾苦,复租一年。"可见免除老年人子孙的徭役负担是国家资助百姓养老的最普遍措施。宋朝真宗天禧元年     

礼制史上的鹊巢鸠居——乡礼的礼义及其历史演变

周代乡礼的礼义,经由分析《仪礼·乡饮酒礼》所载仪节设置,可抽绎为三个层面:宾主之间,礼让致敬;长幼之间,尊长身教;全乡官民,和乐凝聚。由乡长亲自主持的乡饮酒礼,是西周春秋以来乡治精神的高度凝结,是乡里官民会聚的公共空间。乡礼的礼义能否充分体现,取决于乡治的运作是否良善,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执牛耳人物,就是乡大夫和乡老。乡治,乃是相对于自上而下的天子、诸侯分封制的另外一条路径,是一种由下而上的社会自发组织模式。学界长期以来对此认识不清,段玉裁亦误释乡礼本义。西汉成帝以来逐渐重建乡饮酒礼,至《大唐开元礼》形成了新的体系,即分列为皇帝养老、刺史乡饮酒和县令正齿位三项仪式近似的礼典。这一历史演变,乃是秦汉以来地方社会组织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动的结果,而乡礼的礼义内核则在东汉至西晋渐为养老尚齿所寄居,至隋唐以后再一次被乡贡尊贤所占据。乡饮酒礼就像鹊巢之被鸠居,礼制史上的这一演变可称之为“礼仪的鸠占化”。明清以降,尊长、尚齿的礼义与中央集权进一步共振,乡礼再度变质。     

新见封泥与秦县印制变迁

秦印制度对战国至秦统一的历史进程多有反映,由封泥所见县印切入,可揭示相关面貌,并增进对秦汉、汉唐政治制度演变的认知。秦印称谓经历由“玺”而“印”的变化,时间非以秦统一为界,而在统一前夕。天子印称“玺”、吏民印称“印”,与秦统一“正用字”“正用语”的旨趣尚不尽同,后者属“非制度”行为,故曰“群臣莫敢用”。“通官印”指可通于上的“通官”群体用印,对称概念是“小官印”。“官”指官吏而非机构,“小官印”不是“小”的“官印”,而是“小官”的“印”。秦代“小官印”“少官印”是指少吏所持官印。与后世唐代不同,秦官印主要是吏员印。机构主官用印使用职官省称,凸显机构名称,反映秦主官用印时吏员印、官署印属性合一。秦县、乡印存在不同写法,如“绵者”与“绵诸”、“灋丘”与“废丘”、“卿”与“鄉”,是秦“同书文字”的体现,时代分属统一前后。用字之外,界栏也是判断用印时代的重要参考。秦及汉初“道”官不置乡,或设“部”管理,部印之“部”与马王堆地图所见之“部”的性质相近。     

“不同因素影响下的村治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农村实行乡政村治体制。在村一级,由村民群众依照法律和制度规定自己管理村务活动。为有效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国家相关部门做出了统一的制度安排。然而,统一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复杂多样的乡村治理环境中运行的,受不同变量因素的影响,一致性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多样性的实现形式     

普适伦理：清代云南大理石龙乡规碑文化诠释

康熙九年,将“上谕十六条”“颁行天下”后,全国各地“切实遵行”,直至清末。“上谕十六条”代表的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龙乡规碑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历史见证。石龙村贯彻落实“上谕十六条”的线索,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提供了重要信息,清王朝推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普适伦理,对其加强国家认同,巩固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央政令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促动力。     

论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关系的重构——基于理论、制度与运行相结合的视角

在村民自治中,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无论是在理论上、制度上还是运行中都存在着误区.由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片面理解,导致村民自治制度缺乏科学理论的有力支撑,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的关系也就没能在制度中得到合理的界定,由此导致了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在现实运行中与制度安排不时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从理论、制度与运行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构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的关系.要以“强乡政管理—强村民自治”为目标模式,建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体系,推进乡政村治的法治化;实现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现实运行中的有效衔接.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与当代实践路径——以潇贺古道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

潇贺古道作为民族迁徙与融合的重要通道和文化线路,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实证,为基于多民族艺术“三维交融”的艺术乡建活动提供了历史生成条件和当代实践场域。沿线瑶族村落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在于：经济互补促使区域发展格局正式形成,为艺术乡建提供了瑶族传统村落这一特有村落形态;族际互信使得区域治理共同体更加巩固,为当代基于民族互嵌的艺术乡建奠定了坚实社会根基;文化互鉴助推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为当代基于艺术交融的艺术乡建提供了精神动力。以沿线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在当代艺术乡建实践过程中生发出多维路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艺术家赋能路径;艺术融入乡村建设的村落空间活化路径;艺术嵌入乡村建设的节日完形诗意栖居路径。这是对艺术乡建在历史语境和现代化语境中的反思,也是对其研究话语和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民族地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对象的生动实践。     

论古代朝鲜的“两班”及其文化特点

"两班"及其文化是古代朝鲜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两班起源于高丽,而两班文化成熟发展于朝鲜王朝时期,其典型形态是在地两班.在地两班于16世纪时走出京城返回农村,并构筑了自己的永久世居地和文化根基.他们在朱子学的价值体系中,远离商品经济,营造了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文化,成为朝鲜王朝稳定的社会体制基础.     

自治与绅治——以清末宁波地区的乡约为中心

成文乡约兴起于宋代蓝田,本为民间教化组织。清末宁波地区乡约的大规模兴办源于当地官员出于维护治安和筹办地方自治的需要以及当地绅士的积极配合。宁波地区的乡约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分权制衡的特点,从职能上看近似于基层政权。乡约的举办使宁波地区绅士全面渗入到地方政治领域,为其进一步扩大影响打下了基础。     

王元林——山路上的脚印

与共和国同龄的王元林,是静乐县双路乡卫生院防疫员。39年来,王元林凭着双脚,步行10万余公里,接种疫苗20多万人次。弯弯山路满是王元林的脚印和汗水。1973年,王元林卫校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双路乡卫生院从事防疫工作。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但现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又一盆冷水:娃娃们怕疼,看到他就跑;大人们也不积极,有的甚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