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翁方纲之年谱、交游、书学研究综述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的近三十年间,翁方纲的诗学理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前半期诗学理论的研究一枝独秀,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则屈指可数。而后半期,即新世纪以来,虽然诗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仍堪称最夥,但是在翁方纲年谱的编撰与补正、交游的考察、书学的研究等方面也进展迅速,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形成了翁方纲研究的新格局。     

曾国藩书学观

作为书法家的曾国藩,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于书法学习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依据曾国藩的相关论著,对其书学观的大体脉络进行梳理,归纳为:习,熟,悟,化;并揭示其书学观的书学背景,凸现其在书法史上的历史意义。     

宋代书学：'形象喻知'述评方式的落幕及其原因

汉字是先民以'象形'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故'以形写象'的内在诉求极大地促成了'形象喻知'的述评方式在中国古代早期书法批评中的兴盛。但到了宋代,米芾、朱长文等人则提出了'要在入人,不为溢辞'的新的批评观点,当时的书法史论著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种平实、明确的批评文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因来说,得益于文化向下的系列普及运动,以及宋初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从内因来说,一方面,随着文字的成熟,文字的象形因素已经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形象喻知'的述评方式必然带来理解的模糊和不确定性,这对于书法技法的传承和书法作品的鉴赏都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形象喻知'的述评方式在宋代的式微,既是我国书法史学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     

构建水书学学科的思考

通过对水书研究的进程进行学术观察,发现水书研究逐渐从水家学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从学科建设应具备的研究机构、学科支撑、学术影响等条件和水书研究自身的迫切需要来看,构建水书学学科的时机已经成熟。     

论朱子学视域下元儒许衡的孟子研究

许衡是元代北方学者,位至国子祭酒、集贤大学士、中书左丞,开创鲁斋学派,被奉为元代理学宗师。德安之战后,许衡自姚枢处获睹程朱著述,得以研习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诸书,并"一以朱子之言为师",实现了其平生治学的四书学转向。许衡一生受到孟子学的很大影响,在孟子学理论上也有所创获。从态度上讲,许衡曾明确表示"愿学孟子",以为孟子仁义之学"不可须臾离也";在孟子学的核心观点如人性论、夷夏观、君臣观等方面,颇有可观之处;许衡一生之出处进退与政治思想,亦受到孟子学的重要影响。从许衡之孟子学,还可以看出元代理学和会朱陆、开启明代心学的时代特色。     

沈曾植的宽容文化心态与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

二十世纪初,在整个书坛独尊北碑的时局下,沈曾植以超人的胆识提出了南北书法"折衷融合"的思想,并且以兼容的姿态,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碑帖融合的书学思想,把篆隶北碑中的雄强、生涩和传统帖学的自然生动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生拙"式的行草书。这种宽容的文化心态源于十九世纪末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整体文化背景和儒家中庸思想及其诗学思想等方面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赵宧光《寒山帚谈》窥其书学思想

晚明书法好奇之风极盛,书家们喜用奇字,并以研习时人书风为尚。赵宧光《寒山帚谈》针对时俗、时弊,提出了以篆书为尚的崇古思想,以结构、用笔为主的核心论,以自然平实为追求的审美趣尚,对晚明书风的匡正有着深远的影响。     

冯梦龙四书学之理学意蕴解析

冯梦龙四书学活泼灵动,对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都不盲从,总体而言,受王学影响明显。在《四书指月》中,冯梦龙对理学的心性气情、理与欲、本体与工夫、经与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究。其治四书与治春秋学一样,都是为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晚明实学思想有一致之处。     

文艺的综合与综合的文艺——《刘熙载书学研究》评论

目前学术界对刘熙载的研究,重文学而轻书法,刘熙载的书学理论的价值尚未得到深入而全面的挖掘。杨宝林教授的《刘熙载书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正弥补了对于刘熙载书学研究方面的不足。该书研究范围广泛,引用大量文献资料,对刘熙载的书学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尤以《艺概·书概》及《游艺约言》为切入点,探究刘熙载的艺术观与文学观的交融互补,为书学及文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