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兼与王南湜先生商榷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回应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这一问题时,大体均持文化整体观的立场。然而这一文化论述模式有其内在的理论困难,王南湜先生基于其文化分层理论对此有很好的揭示。本文认为王先生的文化分层理论仍有进一步商榷与拓展的可能,王先生虽对新儒家“开出说”有严厉批评,不过二者所凭借的文化哲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本文即在反省文化分层理论与“开出说”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     

知性辩证法——《精神现象学》中由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渡

《精神现象学》的第三章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由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渡问题,这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为克服康德自我意识的个别性使之成为客观的精神所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知性围绕着它的对象"力"所经历的辩证经验是有限性意识向着无限的第一步跳跃,当无限成为意识的对象时,意识将成为自我意识。但这只是自我意识的起点。黑格尔的自我是无限,一切实在性都包含在其中,因此它有待将自身展开为客观的精神。     

求学、教学与治学

"学无止境",是我毕生的座右铭。我在求学、教学和治学的历程中,有过广泛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变自己的爱好。但是有三件事,一直坚持至今。就是走路、读书和写作。我在60岁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行万里路,读千册书,写百篇文》,概括了我前半生的历程。万、千、百,是精确的数字。细算起来,我在60岁时,已经走过万里路,读过千本书,写过百篇文。但是万、千、百,也是近似、模糊的概念,说明大到一定的数     

楚人精神小议

这些年走南闯北,对全国各地的地域文化有了些许了解。在我看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楚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底色。楚乃"战国七雄"之一,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形成期,吴越的隐忍、燕赵的慷慨、齐鲁的宽厚……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今天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基因序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汹汹来袭,一位客居美国的朋友打越洋电话慰问我:虽然湖北这次是重灾区,但是感觉你们湖北人好了不起。     

论池田大作“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智慧

池田大作提出把人的心与心联结起来的“精神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道路，从他坚信“内修”的东方文化价值、身体力行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重视民众力量和价值三个方面，可以领略池田大作旨在通过沟通东西方文化、推进建立和平世界的思想智慧。     

论“莱西会议精神”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神经末梢,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推动者和实践者。现阶段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新兴组织不断涌现与党组织作用削弱的不适应,"权力和资源缺失"与服务刚性增强的不适应,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与群众政治参与欠充分的不适应,群众诉求多样化与满足渠道单一的不适应,部分党员党性不强、意识淡化与始终保持先进性的要求不适应等问题。在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莱西会议精神"指导下,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上高度认识是前提,加强支部建设是核心,坚持法治、完善村民自治是重点,紧扣服务、创新制度是关键,统筹协调、综合配套是保障。     

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

主持人寄语21世纪外国文学依然用艺术方式追寻与审视历史进程、表达思想,其中美学和政治争论的中心常常又是语言跟世界的关系。作家们大都在感悟人类文明智慧的同时,对这一文明本身又抱有矛盾的态度,或加以正面表现,或加以拒斥反省。由于身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他们在叙事视角、审美追求、呈现方式和行文品格上又各有千秋,但都不同程度地积极回应、参与或批判全球化进程,并在对20世纪文学传统的继承中展现人类新的自我与心路历程。作家们通过绘制、窥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你究竟在忙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习大大的一句话,激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在一场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年轻人不要熬夜。他在会议上讲到,自己担任县委书记时,常熬夜。"那个时候我年轻想办好事,差不多一个月大病一场。为什么呢?老熬夜。经常通宵达旦,最后感觉到不行,这么干也长不了。先把自己的心态摆顺了,内在有激情,外在还是要从容不迫。""不要熬夜"的劝勉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网友纷纷上网     

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与波兰的比较研究

针对位于欧洲的波兰和位于亚洲的中国这两个特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包括: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被这两个农业国所接受;两国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加以解释、理解、贯彻和应用;在近现代历史中两国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发挥其作为指导思想原则的作用;在遵从本国文化传统的情况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转变其各自的思想和意识;两国间存在哪些异同;从两国的历史和文化经验中分别能够汲取哪些教训等等.重点放在这两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与失败的文化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