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杂史编纂探研

面对明清鼎革之际目不暇接的各种事变,一些官员或士人纷纷拿起笔来,或记录亲身经历和见闻,或编辑奏疏、塘报、邸报等官方档案,或对最初的记录进行再加工,或考证史事,或对时事和人物发表评论。这些杂史或记甲申之变、清军南下的暴行及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或记南明史事,或追记万历以来党社活动及党争的历史,或总结明亡及南明速亡的原因,以达到以史经世的目的。由于史料来源不一,这些杂史中往往出现"一事而甲乙互异,一人而彼此夐殊"的情况,又由于作者政见歧异,杂史中对人物、事件的评价也往往悬殊较大。     

乾嘉诗歌批评“厚今”现象成因探

乾嘉时期的诗学理论与清初一样是在辩驳明代文学中建立起来的,他们批评明代文学的盲目复古和低俗,认为有明一代是衰落的一代,自信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诗歌批评出现了"厚今"。受统治阶级和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乾嘉学人对明代的复古思潮和门户持批判的态度,他们的文学观更具历史辩证性,认为当代也能创造出经典。乾嘉文学创作繁荣,在盛世情怀下,他们认为自身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清代乾嘉时期的四川赶场——以刑科题本、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

乾嘉时期四川的赶场活动中,人们买卖刀具、粮食以及衣食日用品,场上有木匠、铁匠等手艺人,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场合,赶场较多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餐饮。巴县的场上就有不少店铺,如饭店、杂货铺、酒店、钱铺、药铺等。场一般地处交通要道,附近居民较多,商家入驻开店主要满足人们日用所需。场市隔两天开场,场期较为密集,场市人口的职业构成以经商者以及佣工、种地者为多。场市存在不少违法行为,私宰耕牛、赌博、绺窃、抢客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场上人多事繁,差役会到场巡查。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场约""场头"等。巴县重视场的治理,场的兴建需要乡约、地邻申请,知县批准并示禁后正式开设,并由场头、客长与乡约等共同治理,场头等由场民公议产生。巴县所给执照规定场头、客长等协同乡约办理场内公事,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场被官府派差,有的还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场市设置栅栏、虎头牌、虎皮棍、梆锣、更夫,以防盗贼,团练的推行也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     

论带"五等"字号的虚封爵——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带"五等"字号虚封爵的出现。晋末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之下,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强势军功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压倒性的军事政治优势,京口北府军功受益阶层由此形成。带"五等"字号虚封爵适时地出现则成为这个现实政治变化的典型表现之一。笔者从这种虚封爵产生的时间和目的进行详细分析,以为正是出于酬赏义熙初年京口北府集团建义之功,朝廷才创设了这种虚封爵。这种虚封爵突破既有的门阀制度优势,确立了以军功为核心的分享军事政治利益的价值导向。这使得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所获取的军事政治利益不仅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而且在价值层面上取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就在这个时候,京口北府军功利益阶层得以成立。酬赏军功的这一目的也直接决定了虚封爵的若干特点,对此,笔者也予以分析说明。     

乾嘉笔记的撰述话语及其意义指向

乾嘉笔记的序跋在叙述撰述缘起与成书经过时,经常会出现“偶有见闻/所得/意会”“随笔记之”“积久成帙”一类话语,虽偶有变体,但表述结构非常稳定。这类话语包含的要素,指向了不同的意义层面。具体来说,“见闻”表现了笔记撰述的“纪实性”或曰“实录”原则,“所得”或“意会”蕴含了笔记的“创作性”特征,“随笔”折射出笔记的文体形态,而“偶有”与“积久”两个时间词的组合则指向了笔记的成书机制。从笔记创作史的视角看,此类撰述话语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规范化的过程,至清代尤其是乾嘉笔记中而实现“凝定”。     

马宗霍《<船山遗书>校记》述评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著名学者衡阳王夫之（号船山）以其毕生精力从事著述。本世纪四十年代,先师衡阳马宗霍先生曾以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王船山遗著之钞本２０种,与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曾国藩、国荃昆仲刊刻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之《船山遗书》（下文简称“金陵本”）对照,录其异文,附加接语,撰《<船山遗书>校记》二千八百余条,惜乎未予刊布。我在整理编校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时,曾有幸亲睹马先生《校记》,于参照校勘时,甚觉胜义缤纷,若概而言之,马老《校记》精确之论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明乎遣词所本 例如…     

刘基和宋濂

作为明初开国文臣的两大家,刘基和宋濂的交往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契机。他们都是浙东人,年龄相差一岁。他们生逢易代之际,在元朝的统治下都不得志。当他们一起投身到朱元璋新政权以后,同时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和重用。不过,由于明初高压政治的影响,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正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时代环境和类似的个人遭际,他们的生活轨迹出现了许多交会相合之处,从而铸成了他们的深厚友谊。     

清儒汪照生平、著作及文献观考述

汪照是乾隆时博学名儒,陈鸿森先生判定其生卒年,依据的是王鸣韶《鹤溪文稿·少山汪先生哀词》。《鹤溪文稿》稿本上有汪照评语题记,看似与稿本收录《少山汪先生哀词》矛盾,实则不然,汪照所评乃第一次结集本,王鸣韶收录《少山汪先生哀词》则在临终前第二次结集时。汪照少工诗词,后究经义,著有《三家诗义证》《大戴礼记注补》;又重编纂,与姚埙合编《宋诗略》,辅佐王昶纂《金石萃编》,手抄《崇文总目》。文章首次梳理出了汪照的特色文献观,即以实用和事功为初心,传世文献之外兼用金石且重辑佚,颇有"二重证据法"之先见和"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辑佚文献三驾马车并行"之卓识,在拓宽乾嘉学术的研究对象、加深对乾嘉学者整体生活空间的认识方面具有创新意义。     

清代《左传》考据学发展研究

<左传>作为十三经之一,在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至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随着清代汉学的复兴,清代<左传>学的主要内容是以考据学方法研究<左传>.<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过程及其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左传>考据学的发展,即重新确立了<左传>在<春秋>学上的地位、提倡以训诂考据方法研究<左传>以及坚持<左传>的经学正统地位等.     

明清同性恋文化的诠释与思考——以明清之际男性同性恋为例

同性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中国历朝历代皆有,但明清两代达其极盛。本文将这一现象置于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下,以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陈维崧为个案,通过对陈维崧及其时代之同性恋“现象”的深入考查和剖析,挖掘出这一文化奇观的终极根源在于明代中后期所形成的反儒学、反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从而诠释了明清时期同性恋作品空前繁荣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