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华秋实 铸造当代湖湘学术魂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王船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博古通今,德操高迈,思虑超前:抱刘越石之孤愤,后踵乎前,希张横渠之正学,青出于蓝.特立独行,为世楷模.湖湘耆宿刘人熙,具有远见卓识,蒿目时艰,疾抒国难,决心阐扬国学,唤起国人,挽救民族危亡.     

中国西南地区的奴隶社会

中国的奴隶社会究竟终止于何时,这一问题目前虽然尚无定论,但学术界一般的意见,都认为应在春秋战国之际。不过在中国的西南地区,由于古代多民族杂居,社会发展又不平衡,大部份区域至秦汉时代仍然处于奴隶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这一部分民族奴隶制的研究,无疑的属于中国奴隶制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所呈现出的若干规律性,也将大大丰富中国奴隶社会历史的内容。     

论乾嘉之际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

乾嘉之际不仅是清代历史的转折点 ,同时也是清代诗史的转折点。和清代中前期相比 ,这一时期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突出地表现出几个特点 :分门别派的观念 ,特别是祖唐祧宋的争论趋于淡化 ;尊重个人情性日益成为广为接受和重视的创作原则 ;在此基础上 ,不甘比附而渴望自树风格、自创一家的理论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几个方面互相促动、密不可分 ,而尤以尊情重性为核心 ,它构成了乾嘉之际诗歌界起伏涌动的大趋势     

嘉道之际域外史地学的兴起

清嘉道之际兴起的域外史地学,既是明末及清代前中期域外史地学的直接延伸,又是近代前夜中国人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来袭的一种文化反应,俞正燮、萧令裕、林则徐、梁廷柑、姚莹等一批敏感士子,多方搜求外域新知,初步突破了千百年来视外国为“夷狄蛮貊”和“儒者著书但识九州以内”的陋见陈规,打开了“外窥”世界的“一牖”,为此后的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开启了先河。     

论蒋士铨与乾嘉时期戏曲家的交往

蒋士铨是清代乾嘉时期少有的热爱戏曲艺术的文人之一。他的戏曲活动主要发生在家乡江西铅山、以扬州和绍兴为主的江南以及京畿地区,并由此形成了其戏曲创作的三个黄金时期。期间,他与各类戏曲作家、评点者的密切交往,构成了审视其戏曲创作的特殊维度。蒋士铨的一些戏曲作品是与朋友交流磋商的结果,戏曲作品的生成往往得自朋友交谈中获得的灵感。周边人士的鼓励与支持所触发的戏曲创作机缘,也促成了他对于戏曲创作的乐此不疲。而始终保有的道德激情形成了他的独特创作个性,不仅赢得了志同道合者,还促进了戏曲作品的传播与影响,奠定了其国朝院本第一的文学史地位。     

两宋之际政治与王安石新学流变

王安石新学在两宋之际的学术嬗变,其实并不是新学学术本身自由、自觉的传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统治集团的政治选择,使新学非学术层面传承的影响加深,致使新学完全成为社会诸多阶层利益诉求追逐的工具,渐趋式微,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现实的问题与困惑,正是历史镜像的投射。尽管时代在变,但传统社会中学术与现实政治的纠葛,依然在今天延续。中国传统社会丰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其实就是双刃剑,独立、平等、和谐则是两利与进步,依附、偏倚、压榨及利用则会两害与退步。     

重建“明末”诗学的理解视域

"明末"系指以天启、崇祯为主的一段时期,在相关的研究中,往往将对此一时段诗学的探讨囊括在"晚明"、"明清之际"或"明末清初"的论述中。但不同的时间界定背后隐藏着特定的研究范式,由于缺乏必要的独立视角,"明末"诗学的意义始终未能得到全面而深入地揭示,这就需要跳出现有的研究模式,立足"明末"本身来展开论述,"晚明"研究也能在此过程中得以推进和深化。     

“随园第一女弟子”席佩兰对诗的自觉意识

席佩兰,乾嘉年间常熟女诗人,人称＂随园第一女弟子＂。在乾嘉兴盛的江南女性诗坛上,席佩兰有重要的影响,其显著特点即对诗的自觉意识,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的多元、语汇使用上的新颖、诗学理论上的建树。从席佩兰的《长真阁集》可以看出名师指点、伉俪互动、诗侣酬唱对女诗人成长的助益,对女性诗坛兴盛的促进。     

皇甫隆与汉魏之际的神仙道教及相关问题

曹魏时期关于敦煌太守安定皇甫隆的历史事迹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在道教及相关典籍中,还有安定皇甫隆长于养生、并为曹操传授养生术等记载,尚未引起重视。考察了皇甫隆曾跟从汉魏之际的著名方士学习养生术和道术,并将其传诸后世的历史;又通过对汉末方士年龄记载的夸大特点和安定皇甫隆家族的考察,认为这两个皇甫隆应同属一人。皇甫隆既是一位秉承黄老道家思想、热衷道教养生修炼、并为养生术的传承做出贡献的养生家,又是一位长于为政、施惠百姓、足以名垂青史的杰出的地方官。     

乾隆朝制科、科举与乾嘉经史考据学的兴起

乾隆元年、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分别下诏举行博学鸿词与保举经学，选拔经明行修之士。在科举改革和殿试策论中，乾隆帝亦不遗余力地提倡经史实学。其原因在于乾隆帝不仅认为经史之学有助于端士风、正民风，良关世道人心，且认为经术事关治术，通经明史可以致用，此外还可以借此展现自己的稽古右文之治。乾隆朝一系列的抡才举措使得一大批考据学者脱颖而出，此在乾隆十七年、十九年科举中体现最为明显。这些学者或以师友、同年相互砥砺，或督学一方，表彰先贤，奖掖后学，使得乾嘉考据学蔚然成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乾隆朝的文教政策，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认识。以往将乾嘉考据学视作清廷“文字狱”下一种被动消极产物的认识，需要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