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第一女弟子”席佩兰对诗的自觉意识

席佩兰,乾嘉年间常熟女诗人,人称＂随园第一女弟子＂。在乾嘉兴盛的江南女性诗坛上,席佩兰有重要的影响,其显著特点即对诗的自觉意识,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的多元、语汇使用上的新颖、诗学理论上的建树。从席佩兰的《长真阁集》可以看出名师指点、伉俪互动、诗侣酬唱对女诗人成长的助益,对女性诗坛兴盛的促进。     

皇甫隆与汉魏之际的神仙道教及相关问题

曹魏时期关于敦煌太守安定皇甫隆的历史事迹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在道教及相关典籍中,还有安定皇甫隆长于养生、并为曹操传授养生术等记载,尚未引起重视。考察了皇甫隆曾跟从汉魏之际的著名方士学习养生术和道术,并将其传诸后世的历史;又通过对汉末方士年龄记载的夸大特点和安定皇甫隆家族的考察,认为这两个皇甫隆应同属一人。皇甫隆既是一位秉承黄老道家思想、热衷道教养生修炼、并为养生术的传承做出贡献的养生家,又是一位长于为政、施惠百姓、足以名垂青史的杰出的地方官。     

接续与开衍:明清之际律宗中兴之历史反思

明清之际的律宗中兴始自古心律师。古心之后弘戒弟子不断开衍分化,因嗣法弟子弘化道场的不同,在律门内形成了诸多法系传承。伴随着个别法系的发展壮大,法系间逐渐产生了宗门正统之争。尽管该宗在戒律学思想上建树不丰,未能真正上溯唐宋南山宗风,但其特重传戒,以戒弘律的行谊,以及对中国佛教传戒制度的改革,则使佛教授戒之仪制得以存留。     

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

唐宋间中枢政治体制的变革,可概括为从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转变。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在政务运行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着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唐代中后期的中枢体制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从政务文书的成立过程和签署程式看,尽管尚未突破三省制的框架,但从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产生来看,应是处于在旧体制内成长起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发展阶段。在北宋时期完善的中书门下体制下,三省机构的设置并未弃而不置,而是融入中书门下体制内的出令系统,三省在政务运行中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吕思勉的考据学宗旨及原因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他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吕思勉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其中有的是专门的考据论文,大部分以读史札记的体裁写作,有的考据成果是有机融合在其著作中的。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学术的核心宗旨是求真,＂治史旨在求真＂。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论唐宋之际爱情诗的演变轨迹及其时代根源

本文以乐府体、艳体、杂体三类爱情诗为主要线索,完整地描述了唐宋之际爱情诗的演变轨迹,并尝试对其时代根源作出阐释。通过梳理,笔者以为,晚唐爱情诗重表象、重心理,浓墨重彩地描写情人;而北宋爱情诗则轻描淡写地叙述轶事,并且把情思都托付给了爱情词。爱情诗演变的根本原因是士人的官僚化,而直接原因则是诗词分工的定型。     

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官方推崇的主流学术,与文学呈现出某种同构之势,涉及到三个层面：文人与学者的兼容、汉学介入文论话语及文学创作的炫学化倾向,反映出乾嘉时期学术风尚与文论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     

明清之际三种人性论与中国伦理学的现代转向

明清之际有三种人性论——以李贽、顾炎武为代表的基于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人必有私”论,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继善成性”、“习与性成”与“性日生日成”的辩证、发展的人性论,以颜元、戴震等为代表的“气质之性一元”论。这三种人性论为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现代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新伦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一切伦理原则必须奠基在人的感性生活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符合人性的伦理的规范与引导,人性的完满与光辉才能展示出来。     

贺信

黄山市昔称徽州，从北宋至现代有800多年，保持“一府六县”的建制基本上未变，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人口逐渐增至150万左右。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出现了博大精深的徽文化，孕育、造就了在明清之际称雄了300余年的徽商，从而使徽州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风光旖旎、富庶文明之区。世世代代的徽州人，莫不以此为荣。     

试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源

嘉道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思想传统从整体上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来自西方,也来自中国本土,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大变局,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正是对此时代变局的回应。这种回应来自中国本土思想传统,是多元的,不是单一性的。除梁启超特别彰显的今文经学以外,其他学术流派,包括儒学内部的乾嘉汉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也都为当时经世思潮的勃兴提供了思想资料。正因为如此,才有经世思潮的勃发奔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