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儒宗”叔孙通的处世艺术

叔孙通,秦汉之际著名儒者,善于观察,反应灵敏,处事果断,不仅通晓矛盾转化的玄机,而且善于等待时机成就大业,是一位饱学多识的智者。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叔孙通一生竟服侍了秦始皇、秦二世、楚怀王、楚霸王、汉高祖、汉惠帝等多位帝王并终成荣名,这不能不说他有着高超的处世艺术。     

智德·智能·才性四本——汉魏之际从重智德到尚智能的演变及影响

从孔孟到董仲舒所论的"智",都属于道德论范畴,即智德,而忽略了其作为一种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品质.受其影响,东汉名士重智德,以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诠释"智",其特征是:孝亲忠君;行"仁义",明是非;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知人、举贤,识善,荐善.汉魏之际,士人以智谋和才能定义"智",由重智德转向尚智能,其特征是:智为德之帅;激赏"识度";摒天命,骋智力.这一转向导致作为魏晋玄学主题之一的"才性四本"成为热议.才性四本论不仅有重大的政治和学术意义,而且开启了魏晋时期人文思潮中对人自身才能、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思想解放之门.     

唐宋之际文人心态与角色之衍变

唐宋之际的时代剧变,使此期文人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或悲世,或混世,或避世,不一而足。文人所扮演的儒者形象也因此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服务于割据政权的幕僚文士、苟安于乱世的混世文人、不受传统束缚的风流才子等具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新角色。这些变化是此期文学面貌的形成基础,也构成了唐宋文学转型的重要一环。     

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经学转向与家风坚守——以崔暟墓志为中心

山东士族传人多以学行闻世,并以此形成了以经学家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这一传统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唐人崔暟墓志则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其在经学传统、家学与家风的关系等方面所出现的明显变化。不过由于山东士族家学传统的底蕴依然深厚,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其在唐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群体的存在。     

论明清之际戏曲叙事的类型化

明清之际,戏曲叙事出现了突出的类型化现象。主要表现为离魂—还魂—入梦—画中人/镜中人、误会—错认—冒名、信物—道具等三种模式。戏曲叙事类型化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戏曲创作实践和戏曲理论批评等因素密切相关。叙事的类型化体现了古典戏曲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思维的惰性特征。     

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 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 000万人至6 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 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     

漫论阮籍

《晋书·阮籍传》中的一段评语 :“魏、晋之际 ,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与世事 ,遂酣饮为常” ,长久以来 ,人们奉为至论 ,但这段评语却有问题。首先 ,“名士少有全者”并不成立 ;其次 ,阮籍“不与世事”只是他在投靠司马氏之前一段时期的处世态度 ;再次 ,《为郑冲劝晋王笺》表明他最终投靠了司马氏集团。而且 ,这篇《劝进笺》的写作时间应是公元 2 5 8年 ,而非阮籍过世的同年———公元 2 63年 ,故阮籍“忧患终”的传统形象不足信     

嘉道之际福建霍乱的传入及其流行

清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间，古典型霍乱在中国广泛流行，福建也是此次霍乱流行的一个重灾区。通过考察清朝福建的海外贸易，并分析嘉道年间福建霍乱流行的时间和区域，霍乱病极有可能是直接由东南亚国家经过海上贸易传入造成的，而不是通过广东传入福建。     

居延简所见两汉之际河西地区戍卒人员月食粟量

居延新简中有大量戍卒人员领食俸"月食粟三石三斗三升""月食粟三石"等不同规格的记录,而与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中载"食,人月一石半"差距悬殊.文章首先回顾学界对西汉这一时期的食粟量的研究成果;其次,根据出土材料和传统文献得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食粟量为3小石粟,也就是1.9大石粟;再次,两汉之际河西地区的食粟量为何多于《...     

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行政中枢的变迁与皇权的强化,兵权的得失与皇朝的盛衰,汉唐刺史、节度使的利弊等方面的论述,尤其体现出他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探讨皇朝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联系历史实际作双向考察。王鸣盛的治史卓识不仅对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显示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