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论清代学风及学者治学方法的变化

清代的学风经历了清初、乾嘉、嘉道以来几个不同阶段的嬗变,学风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学者治学方法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也因学者们的学术渊源和学术传授系统的不同及治学宗旨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对清代学风和学者治学方法变化的分期研究,不可"一刀切",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谈乾嘉学者对《史记》的考据性研究

乾嘉学者对《史记》的考据性研究主要体现在校勘、注释、考证三个方面,他们利用自身深厚的文献功底,纠正《史记》讹误,疏通内容,取得了令人钦服的重大成绩,为人们研究历史提供可靠的史料。在校勘上,他们遵循广搜异文、不轻易改动原文的原则,在注释上不囿于旧说,注重声训,在考证上,无证不立,博而能断,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献学遗产。     

论明清之际“复封建”旗号下的分权反专制思想

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复封建”论,冲破了传统王朝窠臼,超越传统“封建”与“郡县”的讨论,寓反君主集权专制思想于其中,而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同时代的英国即是以封建诸侯起而平衡君主权力,制定国会宪章,从而实现了制度创新转型。在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中国,以“复封建”来分权制衡专制君权不具可操作性,制度创新历史转型的出口在哪里则仍需探讨。意识形态政治泛化的“封建说”,脱离中国历史实际解释不了历史而没有学术价值,蕴藏于“封建”制下的明清分权反专制思想,则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论宋元之际士人理想范式的生成

仕与隐的矛盾向来存在,宋元之际尤为突出,入仕机会的缺失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陶渊明所象征的隐士风骨与“不书甲子”之忠为士人心态中的“隐”提供了寄托,诸葛亮忠臣与儒生的形象又为士人树立了“仕”的典范。诸葛亮与陶渊明形象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形成一种进退皆有道的理想模式,二人的并称也随之定型于宋元之际,“出必孔明,处必渊明”为此时的士人提供了消解仕隐矛盾的精神范式,也影响着后世士人。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     

两汉之际的外戚政治与赋学转捩

外戚与赋家在大汉帝国政治体制中占据不同位置,赋家代行王言试图襄赞王治,外戚代行王政却遮蔽王权。这种矛盾使赋家生存空间被压缩,流离失所,怨愤愁苦,进而促成两汉之际辞赋的一系列转变:体式由铺张大赋向骚体小赋复归,内容由郊祀田猎变为野外征行,主旨由讽颂并重转向颂扬为主。两汉之际外戚政治对赋学的影响,以赋家个人遭际为媒介,以理性反思为终结。赋家通过不断追问天命与美政,淡化了外戚政治留下的伤痕,在对东汉礼制社会的建构中,重拾对皇权的信心,实现了精神自赎。     

鼎革之变与诗学演进——苗蕃及其集杜、拟杜诗考论

明清易代,推动研杜、师杜走向兴盛。山西平定人苗蕃作为明清易代之际仕、隐纠结的中下层文士代表,亦投身于学杜、师杜的时代大潮。苗蕃著述颇丰,诗歌创作以宗杜著称,其《集杜百绝》就是清初较为独特的集杜诗专集之一。通过勾稽相关史料,大致可以还原苗蕃生平概况及其政治立场。《集杜百绝》虽已散佚,根据有关文献仍可获知苗蕃集杜诗创作与《集杜百绝》成书时间、体例及其主要内容、特色,此书在明清易代背景下具有独特诗史价值,并在明清集杜诗作品中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苗蕃还有大量的拟杜诗,也有一定特色。苗蕃集杜、拟杜诗已经由"袭杜"走向"变杜",也反映了明末清初学风下诗学观念及学杜方式的新变。     

被隐没的沉浮与文学书写——易代之际袁于令事迹记心态发微

明清易代所激起的巨大历史漩涡,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体都无法摆脱其向心力的影响。文章梳理明末以戏曲诗文享有盛名的袁于令的生活轨迹,剖析其文学创作所透露的复杂而痛苦的心灵煎熬,由此折射出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心灵镜像。袁于令具有事功与名士的双重面相,文学书写也突出地体现了这一人生取向的鲜明特色,成为其时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创作转变的重要一环。考察其间所见出的生命痕迹与人生态度及文学创作,对于重新审视与构建此期文学的丰富复杂之状况,或许大有裨益。     

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考察

清朝统治者出于对汉人的猜忌、防范心理及维护满洲贵族统治的狭隘目的,对汉人与任何外来势力的交往保持高度戒备,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清廷基于这种心理制定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必定是周密、严谨而又严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