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明清之际 ,以传教士为桥梁和纽带的中西文化交流分三个时期 :从 15 82— 16 4 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 ,16 4 4— 172 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 ,172 3— 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一种双向交流 ,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而且也促进了欧洲人全面认识中国     

乾嘉之际女性作家的文学交游关系及其意义——以骆绮兰为例

乾嘉之际,女性文学圈里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闺秀作家的从师行为与结社活动.女性拜男性文士为师并且作为文学群体出现于公共领域,可以说标志着女性文学逐渐突破其家族性而强化了社会性.闺秀作家骆绮兰的文学交游活动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一名随园女弟子,她通过袁枚等名士获取文学声誉并构建广阔的社交网.她甚至自由地走出闺阁与各界人物交流.同时,她还与各地的闺秀作家结社.其女性社团并不过多依靠男性"援助者"提供的人际关系而形成.这一切都说明此时女性作家自己已开始寻找途径与外界沟通.当然,骆绮兰所代表的女性文学活动的新模式当时并未得到全面认同.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为中心

“启蒙”成为近代以降中国学界最具批判力的话语之一。它为人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以及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所具的内在张力，提供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框架与视野。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的建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映现了近代以降学人在认知与处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关系问题的心路历程。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论乾嘉时期对《史记》的评论性研究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史记》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评论的角度也渐趋多样化。乾嘉学者从编纂体例、思想内容、叙事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评论,反映了乾嘉时期的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无疑符合“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史学批评原则。     

“叔世大儒”——戴震

十八世纪,中国学术史上虽然有“乾嘉汉学”,但思想界却是一派萧杀沉闷,文字狱的刀光血影冻结了自由精神的驰骋;就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中,却涌现出了一位高呼理学“以理杀人”的著名思想家,他就是戴震——戴东原。关于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梁启超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稍为研究过中国近世学说史的人,都应该认识戴东原先生的位置和价值”(《饮冰室文集》,第65册,“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     

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

本文通过对唐宋之际陶雅徽州重税原因进行考辨后认为 ,徽州重税并非是因为当时的刺史陶雅欲取宠节度使杨行密 ,或是迫于军事需要的加征所导致的 ,而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徽州重税真正沉重不在正税 ,而在杂税上。     

论宋元之际江南书院对社会的教化

宋 元之 际，民 族矛 盾 激化 ，官 学 衰退 ，书院 在社 会 教化 中 扮演 了重 要的 角 色。 元 政府 推行 “汉化 ”政策 ，又借助 书 院强 化了 社会 教 化功 能 ；书 院社 会 教化 有 许多 途径 ，如面 向 士庶 ，宣 传 民众 ；敦亲 睦族 ，稳 定乡 里；祭 祀先贤 ，承 传精 神；培 养学 生 ，表率 社 会等 。这 一 切对 宋 元之 际的 社会 起 了重 大 的影 响，即 使对 于 今天 也 有一 定的借 鉴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