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科举入仕与官场底线

中国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是在宋朝,因为不仅规模之大、制度之严远过于前代,而且影响之大也最为突出,特别是还没有产生明清时期过多钳制思想的消极作用。两宋三百多年间,宰执大臣几乎都出自科举背景者。宋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政坛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成为官员队伍的主体,而门荫出身者与军队武将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由此造就了突出的文治的时代特征。既然宋朝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文官们大都来自读书人,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懂得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又熟悉"苛政猛于虎"的道理,出口成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耳濡目染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理念,那么是否就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并把持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呢?     

乾嘉之际诗歌自我表现观念的极端化倾向——以张问陶的诗论为中心

清代乾隆、嘉庆之交,在性灵派思潮的鼓荡下,诗歌写作明显形成一种强调自我表现而走向极端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由反对模拟进而漠视古人和传统,强调自我表现的绝对价值,以至于放弃独创性概念。被视为性灵派后劲的著名诗人张问陶正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他的诗论清楚地显示出性灵派走向极端的趋向。     

延安时期任弼时科技思想初探

作为延安时期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巨大.延安时期,他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以及建国准备中的重要作用,在多个场合都不断强调科技,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论断.从任弼时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力抓通讯情报等军事科技、关心科技人员生活等方面对延安时期任弼时的科技思想进行梳理总结,简单探析其特色和意义.     

布达佩斯行记

这个东方的游牧民族以其特有的强悍和意志,在迁徙定居后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改写了欧洲版图,这就是今天的匈牙利,如今一些匈牙利人还以匈奴人自居。匈牙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遭到罗马、蒙古、奥斯曼等帝国的入侵和统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明清嘉定的“折漕”过程及其双面效应

万历间,嘉定县争取到了全部漕粮折银的权利,这种事例在明代殊为罕见。至启祯二朝,虽军饷加派日急,该县的官民乡绅仍一直努力捍卫着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入清以后,折漕的"负面效应"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运军加漕、蠲免地丁和漕赋等新出台的政策搅得县民焦头烂额。分析《折漕汇编》所展示的复杂历史过程,既可加深对明清赋役改革复杂性的认识,也可从运作层面重新反思明清两朝某些地方制度的沿革。     

辛亥时期的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

辛亥南北和议期间,对汉奸的口诛笔伐成为稳固新生政权和鼓吹北伐的重要方面。针对汉奸的宣传和行动,造成通过北伐将清朝统治地区的汉奸绳之以法的强大声势,对于那些仍然希望保留君主体制的政治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包括强迫剪辫和追凶在内的惩奸行事引发北方一些报刊的非议,而从和议到统一,政坛波谲云诡,昔日的汉奸不断转身成为共和的元勋。时势变化引起汉奸判断尺度的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满奴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汉奸"一词逐渐回到卖国求荣的原意。     

毛泽东为何主编《农民问题丛刊》

毕耕、李永雪、薛娜撰文指出，毛泽东在广州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主编出版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丛刊为32开本，1926年9月起陆续出版，广州国光书店发行。原计划出版52种，因时间仓促和经费有限，最终只出版了26种。这不仅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宣传革命思想和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而且是研究中国近代农民问题的宝贵资料。这套丛刊的出版，不仅改变了以前研究农民问题资料匮乏的状况，为农讲所学员以及全国各地的农运干部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学习材料，而且在宣传革命思想、提供政策指导、介绍农运经验和传播知识信息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有力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具体说来，其编撰目的与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以我真心,温暖你心——青春期少年叛逆情绪的调节

正和其他老师交谈时,发现大家都有同感:处于青春期的学生是最难管理的,他们所处的青春期决定了他们性格上的叛逆。处于这一特殊时期的学生,正由儿童时期向青少年时期过渡,尽管他们身上稚气未脱,但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不希望大人把他们当作小孩来对待,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对于家长及老师的话,往往听不进去,易冲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移风易俗运动的史实考察

移风易俗,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一项重大任务,它上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时期的“六劝”活动,贯穿延安13年,开启了新中国移风易俗实践的崭新历程.这一时期的移风易俗实践内容丰富,涉及生活方式、社会风气、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社会、民生层面的内容,直指群众生存需求,群众参与积极性很高,效果明显.因此,考察延安时期的移风易俗运动,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试析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农民、地主之间的关系——以三角形架构分析为视角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及地主思想行为各异:共产党为了救中国必须依靠农民,发动农民;农民为了经济上翻身必须推翻地主的统治;地主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必定发起反攻。但基于抗战需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共产党为核心,三者还是结成同盟,形成了一个"异质共同体",也恰似一个稳固的三角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