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汉剧与客家文化

清代乾隆年问,"外江戏"进入粤东地区,从此与客家人结下不解之缘.本文从广东汉剧的历史变迁与客家人的关系、客家人对广东汉剧的接受和传播、广东汉剧音乐与客家音乐、广东汉剧剧目与客家事象、广东汉剧演出与客家习俗的关系等层面,全面阐述了广东汉剧与客家文化的内在历史因缘.     

“瓷器爱国主义”是经不起碰的

周一个乾隆时期的瓷瓶被中国买家以超过5亿人民币天价购得,震惊英国媒体。拍卖行人员对该瓷瓶最高估价120万英镑（约1285万人民币）,最后在大陆竞拍者互相加价后拍到5亿元,高出近39倍。英媒称中国人正不惜代价买回失去的文化遗产,背后是“瓷器爱国主义”。（2010年11月14日《新京报》）     

土肥义和及其《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

本文简要介绍了日本敦煌学研究耆宿土肥义和的略历,并对其编著的《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氏族人名篇、人名篇》一书的内容和成书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雍和宫御制喇嘛碑汉文、藏文碑文比较

雍和宫御制喇嘛碑是乾隆皇帝撰写的一篇雍和宫小传,概述了雍和宫由亲王府、行宫到喇嘛庙的发展过程,以及改宫为庙的目的.通过雍和宫御制喇嘛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清朝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民族间的关系.     

1945-1948:福建文人与台湾文学

本文透过福建文人叶明勋、王新民、欧坦生等20余人之赴台或涉台活动的史实,简要描述了台湾光复初期福建文人与台湾文学关系的三个层面:福建报人与台湾文坛、福建学者与台湾文学研究、福建的作家和艺术家与台湾的文学艺术创作。     

老鼠与猫:1780年广东盗案研究

明清时期,广东的富裕与其独特的滨海位置密不可分。由于民间海上贸易兴盛,朝野皆视广东为多盗之地。1780年广东巡抚李湖揭开的番禺老鼠山盗案,至少暴露了乾隆时期社会的两大弊病,一方面是沿海贫民竭力冲破政府禁令出海谋生求富,沦为盗匪;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官吏(兵)借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乾隆盛世潜伏着的各种社会危机已在悄悄涌动。     

高潮与高调:国民政府初期时论中的“民族复兴运动”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但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则是1931年以后之事。它率先起于民间,本只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国民党一方面输入传统儒家精神,一方面公开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在多种合力推动下,1930年代中期"民族复兴运动"进入舆论论述高潮。这些论述涉及到"民族复兴运动"的总体阐释,也涉及如何结合各自的行业或从事的事业贡献于"民族复兴运动"。时人迫切希望"运动"能落到"实处",但落实不易,"高潮"成"高调"。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政治的重建与整合——以黔东南地区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黔东南地区,中共通过各级组织发动群众重组基层政权,废除了封建的保甲制度,打破了农村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乡村秩序,实现了社会系统各个层面的政治整合,这种上下相通、城乡联系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的建立,为农村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执政基础。     

传统乡村地权市场的重新审视——《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探微》评介

<正>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地权形态的发育及其交易形式的多样化,使土地流转趋向活跃,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优化配置。当前,"三农"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更深层面的学理探求和历史追索就成为学术界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众多学科和学者纷纷关注传统乡村地权,将其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重新审视。不过,学界对传统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和地权交易的研究多集中于民国时期和前近代社会。近些年的研究主要针对当前我国农地制度的弊端,多集中于提出各种农地制度理论模式的预设。至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流转和交易问题的研究却尚未有专门的探讨。令人欣喜的是,湖北社会科学院张静新著《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独辟蹊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乱世中的稳健势力:民初广州的银钱业及其组织

民初是广州银钱业及其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 ,至 30年代初 ,其发展达于巅峰。由于新式银行的业务发展尚未成熟 ,故银钱业仍执广州商贸之牛耳。银业同业公会的成立与活动促进了本地域内金融资本家由分化走向整合 ,加之追求和平与有序 ,故成为近代乱世中之稳健因素 ,并在地方经济社会事务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