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名士中的事功派与浮华派

汉魏名士中存在着事功派与浮华派的分歧。事功派名士贵务实,多有经国济世、打理庶务的能力,长于政治经济;浮华派名士尚虚誉,多有清谈交游、论辩著述的能力,长于思想文化。双方既特色鲜明,又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汉魏社会政治的变迁中,双方经历了若干次冲突,之后逐渐走向融合,最终混一为以儒玄双修为特点的士族。     

事功学派的道器之辨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在宋代学术语境中,与道相对应的概念有器、气、理、心等,理学家大都将道与理、器与气视为一回事,不能离道言器。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南宋事功学派也主张道器相即不离,不过他们并不赞成朱熹所谓器赖道以存的观点,而是将道寓于有形事物之间,力图消解理学形上之"道"的神秘性。在道与人的关系上,认为道既不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也不违背人的合理情感和欲望,提出了缘物求道、以人行道的践行途径,从而为其变革现实社会的诉求奠定了理论基础。     

陈亮的艺术精神与文章创作

陈亮以一世英豪自勉,疾呼恢复,倡言王霸,尊崇功利,其在思想领域所作摧陷廓清之功早已为世人所认可。陈亮慷慨作论,径遂直陈,一任忠义之心、婞直之性袒露无遗,少有吞吐嗫嚅,颇具阳刚之气。其文亦气势恢弘,笔力矫健,情感激越,灵思奔腾,往往使人心骇目夺,足与当时文章家相颉颃。尤其在软媚之风弥漫的南宋文坛,陈亮之噌吰鏜鞳,如洪钟巨吕,振聋发聩,催人警醒,不无针砭时弊、拨乱反正之效用。     

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

“华夷之辨”是西汉处理邦交关系的理论依据。先秦“五服制”所构建的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对于西汉“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汉匈战争背景下的“修攘制御”和外交经营,不仅反映了西汉人的地理观念,而且体现了西汉全方位经营的外交理念和对外交关系制度化的追求。     

从纳兰性德的事功和创作看其词风成因

纳兰性德生于贵胄之家,少年得意,文采风流,无论事业、创作皆得天独厚,均想有一番作为。无奈天妒英才,其三十一岁而逝。纳兰词作为其文学创作之代表,与其人格品性如分开来看,确可作为文未必如其人之典型,而其独特词风的形成,又确定是其自觉追求的结果。     

温州人价值观探究

温州人在长期的创业创新实践中,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温州传统文化影响下,逐步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温州人价值观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永嘉学派事功价值观是温州人价值观的历史传承;共生共荣、民本和谐是温州人的基本价值取向;以爱国爱乡为基础、以发展经济为重点、以创业创新为动力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是温州人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温州人价值观具有凝聚作用、导向作用、塑造作用和扩散作用。     

咸同时期湖南士人的古文与事功

咸同时期湖湘士人的古文实践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曾国藩开创的湘乡文派是建立在湖南固有的"情韵"和"义理"两个文学传统基础之上,也取决于湖南地域独特的地理和风俗.湖南士人事功视野中的天下意识、政治自觉和义贞独立之精神对湖湘古文产生了极大影响.     

曾国藩士大夫之学及其内在逻辑

曾国藩读书善识大体,是经世之学。其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归属士大夫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认识始终以"事"为中心,在礼学经世思想蕲向下,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嗜好辞章,使学术的本质转化为学术的功能,使得事功实践与知识阅读融通起来。曾氏所学不是出于著述,而是作为事功和德性开启的前提条件,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终指向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总判断。     

“德治”的两种维度：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

本文通过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揭示了“德治”所包含的两种意义———以德治事和以德治心。进而指出 :在“德治”问题上 ,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德”———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在现实的道德建设中 ,对属于不同范畴的道德问题 ,应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决办法 ,在坚持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并重原则的前提下 ,尤其应当注意在两种不同意义上开展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在今天 ,特别要重视事功之德的建设。     

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探讨

张栻在对佛老的批判中,提出经世致用和求实、求理的实学思想,强调道德性命离不开日用之实,肯定人的生存欲望和物质利益需求;重躬行践履,主张知行互发,把知付诸行;重视笺注诂训之细节,提出"朴学"概念,把义理与训诂结合起来。张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做出不少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精神,即使对现代社会纠正不良风气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