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中的“新纪实”与“超现实”话语——以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和杰瑞·尤斯曼为例

摄影是“自然之笔”与现实相对应。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用镜头记录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其作品所表现的个体与群像在纪实品格外凸显出强烈的视觉美感和深刻性,形成了“新纪实摄影”风格;而杰瑞·尤斯曼的“超现实摄影”与前者相异,他用纯熟的后期暗房合成技术,通过底片叠加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幻景,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拓展了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时空维度。文章以两位摄影大师为例,从三个维度来比较“新纪实摄影”与“超现实主义摄影”：“标记符”与“象似符”;“视觉寓言”;审美欲求。     

略论虞翻易学

作为东汉三国时期的易学大家,虞翻承于荀爽的传统,以卦变说解《易》,其中蕴含着阴阳变易的辩证思想,而且取代了京房、《易纬》的阴阳灾异之说。除卦变说外,之正说、旁通说、互体说、半象说、卦气说、纳甲说、反对说、成既济定说等共同构成了虞翻易学的象数易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在吸收以往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总结和发展,对后世易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虞翻易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象数形式与义理内容的矛盾更加激化,将象数易学引向了极其复杂的道路,但在其体系中又可见以道家思想解《易》的基本走势,并在客观上启发了王弼易学。     

托洛茨基“太初为事”与鲁迅的文艺批评观

“太初为事”是托洛茨基批评形式主义学派时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实践和反映,显示了他对文艺本质的尊重和坚持。后期鲁迅的文艺批评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在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建设中,提出了关于文学自由的辩证性、文学矛盾的过程性,以及文学境界的主观性的思考和判断。在文化冲突全面爆发的时代,托洛茨基把“太初为事”和“太初为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的根本分歧。对鲁迅而言,区别和分野是态度的彰显,同时还必须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中进一步地澄明“词”与“事”的关系。     

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童庆炳：《〈文心雕龙〉“文外重旨”说新探》指出“隐”与“秀”是刘勰提出的创作美中的重要范畴,它是唐代以后才开始成熟的“意境”说的先声和理论准备。关于“隐”的含义,要用皎然《诗式》中的“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以及司空图《与极浦书》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来理解。     

论钱澄之以《易》理为旨归的易学观

出于对易学研究视野狭隘化的反省,钱澄之摆脱了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束缚,主张站在《易》理的高度来审视象数和义理的关系。从阐述《易》理的角度出发,他高度评价易象的地位和作用,并扩大了易象的范围。在此基础上,钱澄之以阴阳为《易》理的核心,认为处理二者关系的最好做法是,在承认阴存在的前提下扶阳抑阴。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