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制度：理论逻辑、改革实践及优化路径

预算制度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对重塑公共治理结构具有重大意义。预算制度通过对预算过程的控制,达到改善预算结果的目的。在我国预算制度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结构”“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三种改革实践模式,在预算制度的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此同时,还面临预算权力形式化与碎片化并存、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缺乏有效融合以及社会监督效果有限等现实问题。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重塑人大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加强财政部门的统筹管理功能,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透明度等,从而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支柱作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建构历史演进、机理与路径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作为党的二十大的重要内容的提出,足以证明其在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建构国家安全体系的初衷是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学科领域的兴起则源于国家安全问题具有综合性,涵盖多个学科,是单一学科所无法解决的。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透视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的基本特征,把握体系要素化、法治化、系统化的建构机理。同时,追溯我国历史上的安全思想渊源,以系统方法,从体系要素、结构、安全环境维度审视国家安全体系制度存在的不足和短板,以安全理念、领导体制、安全制度、保障力量为载体,提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建构路径。     

从碎片到整合: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

当前社区治理出现了“碎片化运行”困境,迫切需要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推进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满足广大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结构—功能—关系”为理论维度,可以构建一个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逻辑。区块链作为一种底层信息技术,对于解决“碎片化运行”困境,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是解决社区治理结构性、功能性和关系性“问题簇”的“契合纽”。基于此,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的实现路径包括：一是优化社区治理结构,促进权力均衡配置与多中心协作共治;二是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提升社区治理的整体性效能;三是塑造睦邻互信文化,构建全员参与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以土地市场制度创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城乡二元割裂的土地市场制度结构仍然是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最主要障碍,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我国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制度,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制度及其机制与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农业农村内生增长、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及作用机理。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市场制度的特征及存在问题对城乡融合发展存在不利影响,要加快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制度创新,亟须深化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构建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制度创新框架,选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适宜方式和途径。     

自然秩序的神话：对经济自由主义市场观的反思

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市场是一种自然秩序,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只要不被人为的干预所破坏将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这种自然秩序观为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的政策主张提供了强大支持。它认为市场与非市场之间有一条自然的边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即持有这一观点。但对其观点剖析发现,这条边界并非自然的,而是由特定的价值观塑造的,随着价值观的演变,市场会被重新构造,不存在客观的市场模式。很多针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其实是变化中的主流价值观对市场的重构,不应盲目反对。     

中国对外贸易市场化研究

本文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考察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所谓质,即考察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及其对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作用;所谓量,即本文设立测度对外贸易市场化的指标体系,以衡量市场化的程度,揭示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重构与城市间结构效应分析

都市圈是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功能重组形成的城市圈层式结构。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要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圈形成之路,其空间结构重组是顶层设计的核心,也从整体决定着空间结构效应。本文以京津冀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利用引力模型、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讨京津冀都市圈的空间重构,分析空间重构对区域经济、人口的集聚与扩散效应。研究发现:(1)京津冀都市圈的空间组织重构,已初步形成三足拱卫的雏形;(2)中央政务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天津和雄安新区形成的一核三足城市架构,将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载体和结构优化路径;(3)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置和雄安新区的设立,加强了北京、天津、石家庄等中心城市与周边的联系,扩大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促进了城市功能定位与城市间联系的关联度。     

棘轮机制:国际私募资本在中国的治理模式

通过引入战略的制度观视角,考察棘轮机制作为国外私募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时规范本土创业家的一种公司治理模式。该机制中的向上棘轮对创业家进行所有权激励,向下棘轮则可以对投资者进行保护。面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制度环境,私募资本能够通过棘轮机制克服创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和自身的水土不服症,创业家也能够在与私募资本的合作中得到专业指导,从而实现双赢。选取五家在香港上市的大陆企业作为案例进行研究,验证了关于私募资本在进入中国早期与后期运用棘轮机制的三个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