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字与古戈头名“夏”新考——兼论“？”字非“圭”说

花园庄出土商代甲骨文中的＂？＂字,实即＂吉＂字上半部,亦即商周时代古戈头形状的写照。？是象形字,＂戛＂是会意字,而殷墟卜辞中上？下口的＂吉＂也是以？作声符的,说明？古音同＂戛＂也同＂吉＂,其本义是＂戈头＂或＂戈首＂,在花园庄甲骨卜辞中作名词,是指玉戈头或玉戈首。从考古资料看,此＂？＂字释为＂圭＂是不对的。玉戈头与玉圭皆见于殷墟发掘出土的资料中,也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但二者的形制是截然不同的。玉戈头的＂？＂下部有枘部分,明显是用来纳入凿孔或缚绑在戈柄之上的;而玉圭无枘,是呈长方形状。玉戈比玉圭在殷礼中使用更为频繁,而周礼中玉戈逐渐消失独留玉圭,这大概是学者不敢把花园庄甲骨文中＂？＂直接释读为玉戈的原因。     

敦煌契约文书词语考释

契约文书是敦煌社会文书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反映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口语性强。契约文书中一些词语各类辞书未予收录或虽收录但释义不完善,在此予以考释。     

《文心雕龙》“情经辞纬”说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揭示了人的自然感情经过两度转换而变为作品的文学创作机制的过程：“蓄愤”、“郁陶”──情感的一度转换,强调人的自然感情要经过蓄积、回旋和沉淀才能转变为诗情;“联辞结采”──情感的二度转换,论说情理的形式化,就是以优美的形式实现对情感的外化或物化。“情者文之经”,情采篇是强调诗“缘情”的审美化的成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朱熹从文气辞制、文体风格、文献传流及文本内容等方面,对<尚书>孔<传>、大小<序>及其文本进行疑辨.其辨<书>具有"既疑且信"的鲜明特点,并突出体现在<大禹谟>问题上,这是由其思想体系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深刻思想背景的疑辨工作,时后世辨伪学及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     

再谈"寻常词语艺术化"

“寻常词语艺术化”是张弓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虽然限于当时修辞的发展水平,这一课题在提出之初有其缺陷性,但是瑕不掩瑜,“寻常词语艺术化”这一理论终究在汉语修辞发展史上发出璀璨耀眼的光芒,指引后来者继续前进。     

二元及多元——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话语演进机制之比较

中国古代与西方都建立过一系列二元或多元关系的文论话语范畴。中、西批评家与理论家不断言说与推演这些话语范畴,逐渐形成颇不相同的二元与多元话语的演进机制,即中国古代的二元互补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中国古代的多元分解与西方的多元共建。而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语文论,则更多地亲近西方文论的演进机制,即以二元对立和多元共建的方式展开文论对话与理论建设,推衍着现代汉语文论话语。     

上古汉语二等r介音读合口的客家话新证

郑张尚芳、许宝华、潘悟云等认为上古汉语二等有r介音,r在演化过程中变为,再变为,在此基础上或变为i,或变为u。客家话口语土俗词中找出5个字的考证:梗kuang3(菜梗),坑khua3(大窟窿),庚kua1(饱满、充实),杏fa1(huang1,见于杏红一词),赫fak7(huak7,向上挑起)存在着读u介音的层次,可作为这个构拟的旁证。     

老子身体观视域下的“大”概念

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持续、深入展开,《老子》一书的多种版本相继被发现。经过学界不断探讨论证,竹、帛《老子》的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它们不仅使老子其人与《老子》成书等问题得到澄清,更为我们进一步阐发和丰富老子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其中个别文字与今本之差异,或可使一些已成定论的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借鉴前人从身体观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成果,可以对老子"大"概念进行新的诠释。     

二孩生育中的从众行为：可能性及其影响

基于两项调查数据,论文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城市一孩育龄夫妇在二孩生育中发生从众行为的可能性及其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一孩育龄人群在二孩生育上受周围他人行为影响而发生从众行为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其中,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不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则非常小。研究结果提示,在从众心理影响下,城市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水平只可能比生育意愿调查所显示的比例更低。这一结果对于更准确地预判“全面二孩”政策实际效果有一定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