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石窟西夏壁画中的弥勒经变

我国西晋时弥勒信仰就已开始流行。在敦煌石窟中,根据弥勒上生、下生经绘制的弥勒经变画,自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西夏。同隋窟的上生经变、初盛唐以后上下同壁绘制的大幅经变相比,西夏的弥勒经变无论在内容的繁简上,还是在艺术风格的多样上,都有了新的变化、发展和创造。特别是文殊山万佛洞绘制的弥勒上生经变,敦煌学专家认为,其界画成就可以与《清明上河图》相媲美。追根溯源,西夏出现弥勒经变画的原因,除了绘画体裁和内容的传统延续外,也与统治阶级对弥勒信仰的大力提倡和宣传密不可分,但更为重要的是,西夏建国前后,长期执行的战争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人民的衣食温饱、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得不到基本保障,因而对弥勒经所描绘的兜率天宫与弥勒净土的种种幸福美好的生活,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和憧憬。     

喧哗在别处——“后五代”导演缘何遭市场冷遇

入秋以来,诸多国际电影节上又频吹中国风。2003年10月,第27届开罗电影节上,由青年导演梁山执导、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父亲》获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奖。11月,在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青年导演霍建起又凭新片《暖》摘下最佳影片“金麒麟奖”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而此前的2001年,他曾以一部小制作影片《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市场创下5个月内3.5亿日元的票房奇迹。法国当地时间11月17日,从里昂举行的第九届亚洲文化电影节上传来消息: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执导的第二部电影作品《我心飞翔》获得其中最大一个竞赛单元“新亚洲电影”单元最高奖。     

论五代军阀的养子之风——从军政与时局角度谈起

五代军阀争相收养义子，这种风气的出现乃“因时之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现象。军阀收养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壮大自己的力量，以期在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其收养手段多样，假子们的家庭地位与政治地位亦存在巨大差异。但无论其个体境况如何，五代军阀养子风气大盛，对军政与时局皆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它培养、吸纳了众多的军事将领；暂短地抑制和有限地改善了骄兵悍将难以节制的局面；另一方面，为数众多的军阀假子们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参与到争霸战中，使五代军政斗争显现出巨大的破坏性与独特的复杂性，时局更加动荡不安。     

从"后《黄土地》"到"后贾樟柯"时代——第六代电影美学与产业发展略论

“第五代”的命名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在整合中国电影文化地形图的同时完成了“第六代”导演命名的修辞预设。第五代电影的空间美学激生出第六代的创作冲动,却反向促使后者有意淡化线性历史的叙事惯性。第六代电影的“小众”化特色遭到市场冷遇,引发了第六代导演创作转型后产业应对策略的思考。     

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关系略论

五代时期,中原及南方地区处于分裂、割据、混战状态.连绵战争加剧了汉族的内部矛盾,严重削弱了汉族封建王朝的国力.北方强盛的契丹族乘虚而入,造成了严重的边患,民族矛盾尖锐;西北党项等族也倔强一隅,阻挠中西交通.中原五代统治者采取了加强边防、设法削弱契丹力量、构建睦邻关系、遣使沟通化解矛盾、军事征服与政治招抚相结合等策略,安边靖边取得良效.     

五代士人群体特征初探

五代为右武之世,重武轻文的社会环境使五代士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从政素质也相对低下.社会剧变导致士人节操观念淡薄,历仕多主、多朝者众多.他们谨慎地游离在政权核心之外,以务实权变之人生态度,在五代历史发展和延续中发挥自身作用.     

导演贾樟柯：威尼斯金狮奖告慰天堂慈父无声的爱

1992年，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凭借《秋菊打官司》赢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4年之后，2006年9月，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凭借影片《三峡好人》再次折桂，成为中国获此殊荣的第二人。     

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 ,两淮地区城市的发育与发展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本文着重介绍其中四点。其一、传统的大城市焕发新貌 ,发展成为龙头地位的重要城市 ;其二、在龙头城市的辐射下 ,淮河流域城市群迅速发展 ;其三、沿交通要道一批新的城市发育并迅速崛起 ;其四、地方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两淮地区州、县治所所在地的城市普遍形成 ,显示勃勃生机 ,从而显示了社会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和轨迹     

论第五代导演早期电影的启蒙叙事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是革命传奇包装下的“新电影”，具有现代启蒙性的基本内涵。第五代导演早期电影对于革命传奇的借用基于二者的内在同一性：现代性的匮乏与渴望。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建构，但其个人主义的启蒙叙事最终是关于民族国家之现代性想象的民族寓言。     

军事地理视野下的蜀道争夺之比较研究——三国与五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乃动乱与割据之世,该时期内南北政权围绕蜀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对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的蜀道争夺战极为频繁,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三国时期各条蜀道的使用频率较为平均,五代时期则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则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秦汉时期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的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便于行军打仗;与三国时期相比,故道在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三国时期曹魏以长安为伐蜀基地,与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