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

公民身份总是与具有文化稳定性与传承性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媒介得以建构.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公民身份中的弱势群体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少数族裔、女性等,经常被歪曲建构,其民族语言遭遇弱化或侵犯,也造成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互联网作为第四传媒,在全球化浪潮中,理应保护民族文化和少数族群的权利,让网民拥有相互交流、平等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从文化的维度建构公民身份,促进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促进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世界语言与民族语言、男性公民与女性公民的平等交流,共存共荣.     

《外物》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五篇.<外物>全篇结构缜密,各章照应精妙.郭象的篡改误断和曲解妄释,导致旧庄学认为<外物>"杂引博喻""文义不相属""颇琐碎",实属错失佳篇的严重误读.     

汉语成语与中国传统言语观

成语是汉语中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短语.它们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语言中的活化石,承载了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从中可以折射出古人的思维与言语观念.中国古代重视"立言",并且是把它列为与"立德"、"立功"并提的"三不朽"之一.我们从成语中体现的中国古代言语观可以看出,言与行应该是统一的,但更为强调和重视行.若上升到认识论的角度,则明确地表现为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我国古代传统言语观对后世有着很深的影响,它要求言语理论应有社会针对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古代言语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社会政治存在着血脉联系,在汉语成语的生成和应用中起关键作用.     

中西语言观的差异与审美境界的生成

本文从中西哲学对道的不同理解入手 ,试图为中西古代语言观的差异找到原因。在西方 ,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逻各斯 (Logos)与神的隐性统一 ,还是中世纪的“Word”的“三位一体” ,都体现出强烈的神本体论倾向 ,而语言作为神性的集中表现 ,它就是神的现实化。因此 ,西方近代以前的神本体论实际上和语言本体论并行不悖 ,语言在西方具有本体意义 ,语言和道契合无间。但是在中国 ,以“道法自然”为基础的自然本体论对语言的重要性只是作了有限的强调 ,认为语言与道之间有差距 ,这种差距甚至要通过“象”来沟通 ,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中国古代对审美境界的探讨。审美境界 ,是以言、象为基础 ,以超越为手段 ,以道为旨归 ,以“游”、“忘”为心理特征的生成性心理空间。     

佛教与三言二拍的文体构成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三言二拍的思想与题材,而且也影响了三言二拍的文体构成。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佛教对话本小说的产生起到了催生作用;其次,佛教文化的传播,造成了三言二拍韵散相间的叙事机制及以诗开始、以诗结束的结构形式。     

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视角下的中日手势语

体态语言是指通过人的面部表情和手脚肢体等活动来表现个人情感的身体动作,在人们的日常交际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心理语言的外露,也是民族文化形成的印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人群拥有不同的体态语言。文章从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视角着手,通过比较中日手势语言,阐述中日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儿女英雄传》《型世言》第一人称代词比较

《儿女英雄传》与《型世言》在人称代词使用上的差异表现在:《儿女英雄传》双音节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高于《型世言》。的作为领格标志词在《儿女英雄传》中极为常见,使用状况几乎与现代汉语之用法无异,而在《型世言》中则未见用例。《儿女英雄传》中第一人称代词,尤其是我、我们、咱、咱们等,与其他短语的结合能力明显增强。《型世言》保留了明末南方方言中的常见代词,而《儿女英雄传》反映的则主要是当时北京这一地区的代词系统的特质。     

华美的綦组:论辞赋的句式

辞赋是亦诗亦文之体.它的句式是在吸取先秦诗骚艺术经验基础上,由一批天才赋家渐次创造出来的.其字数以四言、六言、三言为基干,形式以对偶为主而骈散结合,既有散文的灵动之气,更有诗歌的整齐之美,摇曳多姿,美不胜收.这种优美的句式不仅是辞赋艺术性的重要体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后世诗文有不少体式从辞赋中受到启发.     

三言两语

安徽六安市裕安区小华山街道计生办与市建委、公安派出所、工商所联合开展了对辖区所有建筑工地和出租房屋、经营门面的流动人口清理摸底工作，有效落实了服务管理措施。     

西方政治观的东渐——《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政治观

1636年出版的<达道纪言>,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手授"、山西地方官吏韩云"纂述".该书作为西方政制人伦的"语录"汇集,取材于古希腊和古拉丁文学,编译成中文共355条;并以中国传统的"五伦"为原则,编排成五类,着墨最多的是君臣(158条),其次是朋友(122条),再次分别是兄弟(31条)、夫妇(23条)、父子(21条).<达道纪言>处于儒家、基督宗教和斯多葛学派几大传统的交汇之处,目的却不是要建立一本历史档案集,而是借助于贤人的格言,试图培养起某种政治伦理的态度.尤其是从对君王之修养、君臣关系、拒绝暴力、平民主义的君主制度以及法治、经济、税务政策等问题的分析看,该书发挥了西方古代的政治修养,并且与儒家传统相结合,建造起了一个道德榜样,旨在教导人们如何趋善避恶.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在<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西方古典政治学,鲜明地体现了古中国和古西方在政治观念上第一次相遇的奇特情形,极其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