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调和论的互动--兼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调和论兴起的外在刺激因素

五四时期 ,欧洲与亚洲之间、亚洲各国家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时 ,调和东西文化是欧洲和亚洲许多学者的共同期待。在亚洲 ,反应最强烈的是印度、日本和中国。印度和日本学者的呼应大大刺激了中国思想界 ,促使部分中国学者极力想找到中国在世界文化建设中的位置 ,而欧洲思想界的波动 ,则成为中国文化调和论者有力的舆论支持。     

试析袁宏道小品的语体解放及其与五四白话散文的关系

在散文文体发展史上 ,袁宏道小品所创造、并在以后得到延续的新的语体是五四白话散文语体形成的历史渊源。这种语体较大程度地摆脱了唐宋古文抑扬顿挫的音节、从容舒缓的语气 ,以接近日常形态的方式组织语言 ,从而能更加准确生动地表现思想情感。这是古代散文语体的一次重要解放 ,并成为五四白话散文的滥觞     

镜中之影——试论铁凝小说的“文革”批判

时代创伤给铁凝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痛苦烙印,历史的责任感使作家敢于直面历史,去触摸那根枯燥乏味而又纤细敏感的神经.反思曾经的疯狂岁月,"五四"启蒙运动很自然地成为一面镜子,"文革"的封建性与法西斯性更在于它将已掀翻的"吃人"的筵席再次搬上历史舞台,用封建的血统论和极其残酷的血腥将无辜的生命置于死地,是对历史和人性的背叛.     

价值重估的尺度──论五四人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价值重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重估一切价值的尺度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界一直缺乏必要的认识，因而导致了对新文化运动阐释的许多混乱。其实，五四新文化先驱者们的实践早已证明：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也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最高价值尺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用以比较和判断东西方文明优劣的价值标准不是别的，是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态度，因此也决定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性质。正因为这样，新文化运动才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述要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述要梦秋由中国现代哲学学会、安徽大学、黄山文化书院、徽州师专、《江淮论坛》和《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等单位和团体联合发起并主办的“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８─—３且日在黄山市屯溪举行，来自北京、...     

杜修经一生三次入党

1907年，杜修经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在老家国太桥镇读过约十年私塾。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并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4月，杜修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由郭亮、陈佑魁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族性与现代性:土家族哲学视域的20世纪中国哲学

本文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为背景,探讨20世纪土家族近现代哲学运动中的问题与思潮.20世纪土家族的新哲学运动是与20世纪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背景相一致的,在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意识生成的基础上,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等多种思潮及相应的哲学问题,其中在五四前后期还形成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多种哲学思潮.20世纪土家族的新哲学运动是整个中国现代哲学运动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转型中具有代表性.     

中国新文学草创过程中的宗教投影

文章立足于文学与宗教的一般联系,探讨了“五四”时期我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宗教在文学领域所留下的斑驳而又清晰可辨的投影。宗教文化参与了这一代作家的文化———心理建构,影响到他们精神个性的形成,并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文学观、创作观及其创作过程。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是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至近代 ,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革的方向 ,总的来说是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具体来看 ,体式向多样化、大容量发展 ;篇章结构趋向完整精致 ;语言文字趋向通俗浅显 ;对西方文体从模仿趋向融会贯通 ;文体的外在形式向规范化发展     

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中国宪法上的家庭观及其转型

重思家庭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需要科学的家庭观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构造。新中国宪法史中的家庭观延续和发展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家庭与国家关系的文化反思与选择,将家庭改造纳入到以个体自由保障和国家能力整合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建设议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家庭观念形态,分别是作为革命对象的家庭、象征个体自由的家庭、再政治化的家庭、个体与国家价值适度平衡的家庭。因家庭未在宪法价值体系中获得主体性地位,使得家庭观念受宪法整体价值诉求的影响,呈现为一种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间徘徊的特征,并在部分历史时刻走向了极端,对个体、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走出历史困境,需重建具备主体性的家庭观和制度表达,通过宪法及其相关制度平衡个体、家庭和国家的宪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