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     

傍着“活事件”讨论——“五四”时期湖南报刊“经世致用”精神解读之一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是湖湘士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五四"时期湖湘文化继续得到传承,但在整个中国文化"凤凰涅槃"的新时代,湖湘文化也在传承中得到锻炼,获得新生,实现了与现代文化的对接。在这一历史文化蜕变的过程中,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赋予了这一蜕变以动力、以方式、以特色。从新闻报刊的运作来看,"傍着活事件讨论"是"五四"时期湖南报刊"经世致用"精神十分突出的表现,围绕着"赵五贞事件"和"湖南自治运动"所展开的讨论即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五四”时期王光祈与瞿秋白社会改造思想比较研究

王光祈与瞿秋白都是“五四”时期主张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但二人的命运和社会改造思想完全不同。王光祈的社会改造思想建立在无政府主义基础上,主张通过非暴力、非政治的改良手段改造社会;瞿秋白也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很快就转变成为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不同的家庭背景以及二人对母亲死亡经历的不同心理归因导致二人社会改造思想的差异外,对“五四”时期涌入的各种思潮的认识不同是造成二人思想分野的根本原因。王、瞿二人社会改造思想的演变反映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文化改良和政治革命的思想分流,政治革命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被瞿秋白和王光祈式的“五四”知识分子集体取舍的结果。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物权法基本原则探析

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平等受法律保护原则揭示了平等的市场经济理念和市场经济的本质;物权法定原则明确了物权的排他性和交易行为的统一性;物权公示原则诠释了物权交易的安全性和物权的公信力;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阐述了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五四精神与新时代青年的初心使命

五四精神是在五四运动过程中淬炼的宝贵精神财富.五四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内在核心,力求进步是五四精神的重要内容,科学民主是五四精神的鲜明特征,敢于破旧立新、勇于创新是五四精神的价值追求.弘扬和培育五四精神,有利于激发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有利于培育青年的科学精神,有利于提高青年的创新能力.中国特色...     

中国小说地位的历史演进

中国小说的地位一向为人轻视。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不入小说于九流,虽列十家之末,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自魏晋南北朝到明清,小说从羽翼经史到远胜坟典而有了史的地位。近代,梁启超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使小说摆脱史的束缚而为政治服务,小说的地位骤升。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了白话小说是中国文学正宗的命题,小说终于回归自身,真正确立其文学的地位。     

“五四“时期新散文产生原因初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散文的产生 ,是散文发展史上的分水岭 ,它使散文从文章学概念中分离出来 ,成为注重审美属性的独立文体。本文初步探讨了“五四”新散文产生的原因 :特殊的时代背景 ,内部学术的衰败 ,桐城派古文及八股文对人的禁锢 ,以及外部注重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新的文学观念传入等。     

重读鲁迅对老庄思想的批判——从"《庄子》与《文选》之争"谈起

发生于1993年的“《庄子》与《文选》之争”，反映了五四之后新文学阵营在对新文化的想象、设计与资源选取上所产生的原则性的分歧、分化与冲突，是鲁迅与20世纪30年代复古思潮进行斗争的一部分。从这场论争出发，联系鲁迅在不同时期对老庄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可以论证理迅对五四反传统立场的坚持，对“历史的循环”的警觉，对古书、古文字的否定，以及对引导青年问题的重视；对老庄思想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文化时的薄弱环节。而鲁迅正是在这一点上，弥补了五四的缺失，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五四启蒙运动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比较研究

中国五四启蒙运动与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都是要反对腐朽的封建势力,建立自由、平等、文明的现代秩序,两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不懈地追求这一秩序的建立,我们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到两国知识分子在试图改变本国命运中所具有的超越意义的探索发现,又可以发现这两次运动中某些层面上无法遮掩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