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对“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及其后果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同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了人口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人类自身的生产又对物质资料生产具有反作用。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的基石。建国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过分强调人作为生产者创造力的无限性，而对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估计不够。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使新中国政府对当时人口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失误。     

不应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总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两种社会制度是截然不同的,不可能互补,也不可能借鉴。 但是,实践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错误的。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与资本主义在主要方面是相同的。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B·乔西奇曾作过这样的论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仍然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同,例如,技术进步的     

关于两种生产理论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本文将对两种生产理论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提出我们的见解,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正确理解两种生产的基本原理 在两种生产理论问题上的歧见,往往是由于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关于两种生产的基本思想的不同理解所产生的。因此,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基本思想,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的关键。恩格斯认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据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     

论正确的感性认识也是真理──兼与来建础同志商榷

正确的感性认识是不是真理？这是哲学界正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深入地探究并搞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理论探索》1994年第3期发表了来建础同志的文章，题月是《论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其论据有三条：一、从真理的规定看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二、从真理的特征看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三、从真理的作用着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我认为，正确的感性认识也是真理。下面谈点粗思拙见．以就教于来建础同志和哲学界的其他同仁。一、从真理的规定看正确的感性认识应当是真理…     

论我国医改的发展走向:构建“一元主导,三元同构”的复合供给模式

关于医改的未来走向,当前在学界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各有其解释力,同时又各有不足.其实,从最直接的目标来看,医改就是为了探索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卫生物品供给模式.从这一视角对当前的医改困境进行分析,我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构建以政府为核心,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一元主导,三元同构"的复合供给模式.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简说

宋元南戏完整的留存下来的极少,《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为我们窥视南戏的状况,提供了第一手文献资料。其作品出自书会才人之手,表现了城市中下层人民的观点。     

准双边垄断下地区专产性小品种农产品价格波动研究——基于浙贝母产区特殊市场结构的一个案例分析

以浙贝母①产区市场为案例,介绍了地区专产性小品种农产品产区准双边垄断市场结构的形成.并分析了联合利润最大化假设下浙贝母的价格高波动性和交易量的相对稳定性特征的理论根源.此外还进一步剖析了浙贝母产区市场垄断双方议价能力的影响因素,提出建立"收购股份合作社",实现垂直一体化作为解决产区市场价格高波动问题的一个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三种力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需要各种力量相互融合促进,其中第三种力量对新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第三种力量主要是指社会中间层组织、非营利组织及社会经济组织等.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的第三种力量正在发展之中,而且第三种力量既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促进农村乡风、村容、民主建设的发展,从而可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足够的动力支持.     

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应具备10种良好心态

心态是党员领导干部对待工作、生活的看法和态度,是影响党员领导干部人生成败诸多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个。心态决定了党员领导干部的言谈、举止、行为、办事的出发点以及做人的准则。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应具有高尚追求的心态、掌好权力的心态、平和谨慎的心态、大度包容的心态、淡泊宁静的心态、无私奉献的心态、光明磊落的心态、尊重同理的心态、科学健康的心态、能上能下的心态。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表现是两个不同范畴——基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种意义”的逻辑判断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质的规定性内含在三个逻辑命题与一个隐含假定中。其"另一种意义",既不能理解为对其质的规定性的补充,更不能解释为对其质的规定性的否定,而应理解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的量的表现。如果将其质的规定性等同于量的表现,从而混淆两种规定性之间的内在差别,就容易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混乱。发现和总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量的种种表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