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始于何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多种看法.有的认为始于1898年或20世纪初的某些年,有的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都不具备现代性.更多的研究者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但在相关文章里还是将"五四"前后(如1915、1917年)看做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起点.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始于1918年.     

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停止形态问题探讨

刑法第277条前三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不存在犯罪停止形态,此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犯罪的停止形态与犯罪的完成形态两概念之间的区别;多数学者认为,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是存在未遂形态的,但笔者认为,无论是刑法第277条前三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还是刑法第277条第4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均不存在未遂形态,都是只有既遂形态。     

论丁玲、陈染小说的文化内涵

丁玲与陈染的创作 ,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均具有所谓“摩登”的文化素质。这种素质主要体现在 :自我的强调与张扬 ,性爱的自由与彰显以及偏于“颓废”的美感特征。在小说叙事上 ,她们的创作都带有“反文化”色彩 :丁玲早期创作中男女主人公性别角色倒错的现象 ,已初步构成对传统社会性别格局的反讽 ;陈染的“黛二系列”则有着更为鲜明、强烈的文化颠覆色彩。她们作品中对女性同性恋的书写 ,同样具有反文化秩序的意味。与此同时 ,丁玲和陈染的同类创作在不同时代问世后所面临的不无相近之处的文化际遇 ,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昭示着她们的创作在现实社会中的“另类”性质。女作家的创作所储存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深入探究     

试论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问题

殷墟聚落形态研究是这些年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但在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这一基本问题本上尚有很大分歧。通过仔细分析当地所出的相关族氏铭文 ,可以发现 ,在商代晚期 ,居住在殷墟聚落内的居民并非是由单一族系的“子”姓族氏组成的 ,当地的居民至少应该包括子姓、姜姓、姓、姓等各个族氏 ,同时也可能有任姓族氏在殷墟聚落内蕃衍生息。     

六艺中的乐、射、御与体育、美育

六艺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内容。在夏商之时 ,已有六艺教育的基本内容 ,但并不完善。乐在当时是排在首位 ,礼是排在从属的位置。到了周代 ,六艺的内容确定下来 ,形成了以礼为首 ,包含有德、智、体、美的完整的教育内容。礼同乐、射、御等体育、艺术教育内容的结合 ,表现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美育的特点。礼的核心是维系宗法社会的根本 ,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它同乐、射、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终实行政教合一 ,适应周代宗法社会的需要 ,为统治者培养合格人才。美育在乐、射、御中得到了具体的、形象生动的表现 ,在造就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人格境界中得到升华     

苏轼人生的基质及审美度向

苏轼人生起伏剧烈，虽非潦倒，却也坎坷异常。对此，　人们多从儒、释、道传统文化思想的框架或性格因素方面予以解释，后者失于简单，前者则　不免科学主义的倾向。将苏轼置于文化历史传统与个体的人生遭际来探究其复杂的人生意蕴　，则发现其主体人格的塑型是在人生的现实性中完成的。在此过程中，超越性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并促成了其自觉而丰富广阔的审美世界。     

论韩孟诗派的组合条件及其文化史意义

作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文学流派，韩孟诗派的聚合有其必然性。首先与大历、贞元年间江南诗人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其次诗派成员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乃至遭受压抑的现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具体诗人个性禀赋及气质趣味相似相投。韩孟诗派以奇险为创新的艺术精神与总体风貌，既有时代因素的促成，又有历史传统的延承，表现为审美时尚与诗史进程的联结与交汇。其结果既是诗人艺术个性的发挥，又是时代性文化精神的体现，更是文学史逻辑推衍的必然，具有多重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意义。     

论中国人"比德"的审美情趣

“比德”是中国人重要的审美情趣 ,它体现在历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 ,推动了中国历代文学艺术始终沿着一条健康的道路发展 ,这也正是“比德”作为中国人一种重要的审美情趣历经几千年沧桑变迁却未发生质的变化的原因所在。     

知识与经济形态的演化

农业经济中知识含量少，作用小；工业经济中知识含量明显提高；知识经济中知识起决定性作用。随着知识的更新和知识的积累，经济形态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不断演化。知识经济初现端倪，我国要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作好充分准备。     

中国戏曲演剧形态与20世纪中西方戏剧转型

中国戏曲以其独特的演剧形态进入了20世纪中西戏剧的建构视野。只有从西方戏剧转型的建构策略的角度 ,才能理解中国戏曲在西方被误读的命运 ,也只有从中国戏剧自身转型的建构策略的角度 ,才能理解中国戏曲“写意说”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