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风险传播悖论与传媒角色担当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既构成公众认识外部世界的"传媒镜像",同时又在当下风险传播"充满矛盾的丛林中"完成.在风险传播的普遍悖论(矛盾)下,大众媒体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应该有理性的角色期待与定位.大众传媒必须肩负社会(公众)安全使命,实现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实现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实现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统一,并在此角色追求中完成大众媒体在风险环境下的传播.     

大趋势发展中的“永恒”——约翰·奈斯比特的新保守主义思想

奈斯比特从新保守主义的视角出发对自由及其所框定的社会秩序进行了思考,在珍视传统、立足现在的基础上将关注投向未来,成功地预测了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奈斯比特研究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对我们预测中国大趋势并构建中国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倭玛亚王朝与唐朝争夺中亚的战争

7世纪下半叶,倭玛亚王朝建立,开始向中亚地区发起进攻,打响了阿拉伯人、唐朝中国人逐鹿中亚的战争.在争夺战争中,阿拉伯人以吐火罗斯坦为基地,逐渐向北、向东推进,占领了河中地区、花刺子模绿洲、费尔干纳盆地和锡尔河以北的西突厥游牧之地,全面取得了对中亚地区的统治权.8世纪下半叶,唐朝因国内发生动乱,无力西顾,最终退出了在中亚的角逐.     

认知语言学视阈下的语义悖论成因分析

悖论研究是当代逻辑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前沿,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性、边缘性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逻辑悖论是对人类智慧的挑战,迄今为止国内外各种悖论学说层出不穷,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试图消解悖论,但仍未有公认的成熟定论.若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入手,将语义悖论的产生与人类固有的思维矛盾相联系,或可为语义悖论的消解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审视方法.     

发展伦理视野中的幸福悖论解析

幸福悖论表现为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却无法带来更大的幸福感。在GDP增长模式的盲目追求财富思想的涵摄之下,把物质满足作为实现生活幸福的唯一路径。我们应当用包容性增长替代过去的GDP增长观念,努力纳入幸福指数在衡量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关注国家的国民幸福总值,以创新精神接纳并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指数衡量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形成良好的幸福指数发展动力转化机制,完善幸福指数发展模式的目标评价机制,实现社会的均衡和良序发展。     

数字监察的权利风险及其消解

数字监察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治理,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国家监察中深度嵌入和充分融合的产物。就技术治理而言,技术嵌入在提升效能的同时激活了负效应,造成治理目标实现存在偏差,技术异化、主体“绑架”以及“技”“治”失衡共同催生了技术治理的悖论。数字监察遵循技术治理悖论的混合逻辑而走向失灵,制造了权利焦虑,潜藏着权利风险。对此,消解数字监察的权利风险,需要摆脱技术“奴役”,重塑主体性意识;打破权力“控制”,构建正当性程序;纠正技治“错配”,优化制度性供给。     

“诺思悖论”视阈下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及其困境

“诺思悖论”,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本文以“诺思悖论”为理论契机,对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演变作制度分析,将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问题的研究置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在国家兴办农村信用社的目的、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绩效等问题上提出质疑,说明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陷于非效率状态的真正原因。期望为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当前农村信用社发展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为当前农村信用社走出“诺思悖论”提供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追求现代性到超越理性

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启动了起来,现代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内在动力。但现代性是以市场逻辑与理性主义合谋而发展的,它在推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了市场律令至上和工具理性独断,导致了社会断裂分化、道德理想失落、生态问题严重和人们精神家园荒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寻求共同富裕和提高发展质量抑制现代性悖论。科学发展观寻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终极意义,强调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规范和思维范式的超越,推动了和谐社会构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路径选择。     

纽科姆悖论与赋值游戏

在纽科姆悖论中,包含两种性质不同的收益.通过重新表述纽科姆悖论,可以区分这两种收益,从而清晰地揭示纽科姆悖论的内部结构.借助于赋值游戏,可以在纽科姆悖论和说谎者悖论之间建立联系,纽科姆悖论的核心在于一个自我指涉语句.关于赋值游戏的语义研究有助于解决反事实条件句逻辑中的两个困难.     

批判的传统化及其消解:近代无政府主义批判精神的命运

批判思想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言说方式,在中国近代被传统化了,其文化根源主要是托古思维和中西会通的惯常模式,具体演化方式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抽绎出无政府主义的本土文化基础,或与大同理想相附会,或以道家思想予以解说.其结果是,无政府主义的批判锋芒在近代中国现实革命斗争需要与思想潮流的激荡之下被消解,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