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定理与中国经济改革——从“产权—交易费用”的视角进行解释

以科斯定理为基础,从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视角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进行解释,研究发现,在1978—1992年和1992—2008年的两个阶段里,中国因为"摸着石头过河"找到了适合国情的产权界定与保护方法,使得市场价格机制得以运行,全社会的交易费用随之下降,赢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近年来中国部分经济改革措施却与产权保护、降低交易费用相悖,使得经济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困难。     

我国禁止内幕交易制度的理论逻辑及其反思

各国的证券法律制度中均禁止内幕交易.在立法理念上,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反欺诈理论逻辑和以欧盟为代表的市场诚信理论逻辑.我国证券立法有较强的移植性,这两种理论逻辑都有所体现,使得法律规则存在疏漏和冲突,造成了禁止内幕交易监管和司法实践的困境.从法律传统和现实需要出发,我国应确立市场诚信的理论逻辑,以保护市场整体利益为核心,并以此调整和完善我国的禁止内幕交易制度.     

中国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文章基于1978~2011年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和经济增长数据,使用最新发展的两区制门槛协整模型对我国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公共卫生支出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加大公共卫生支出的力度;(2)全国公共卫生总支出同经济增长间存在非线性的协整关系;(3)公共卫生支出和经济增长对误差修正项的反应存在差异,在区制一时国内生产总值会使得系统偏离长期均衡的程度更为严重,而当出现区制二时,国内生产总值会使得系统偏离长期的均衡状态可以实现恢复。     

平台差异化竞争与激励性排他交易

平台经济中交织着平台间与商家间两个层面的竞争,导致判定交易型平台的激励性排他交易是否反竞争较为困难。本文在充分考虑平台和商家两个竞争主体差异化竞争的基础上,区分激励性排他交易与商家的自主单归属行为,并以消费者福利为标准判定该行为的反竞争效应。研究发现：由于存量竞争时期面临激烈的价格竞争,平台与商家均有动机通过差异化策略来缓解竞争压力,激励性排他和自主单归属则是基于商品种类和平台服务两个层面的差异化竞争机制。激励性排他在没有平台服务质量提高和创新的情况下,会提高商品价格、限制消费者对商品和平台服务组合的选择,应被判定为限定交易。监管部门应根据平台市场中各主体所处竞争程度的不同对排他交易实行差别监管。     

基于中国股票高频交易数据的随机波动建模与应用

本文对近十五年多达17万笔高频交易数据研究发现,早晨9:30股市开盘期间收益回报显著为负值,而在下午3:00收盘前的5分钟集合竞价阶段的收益回报显著为正值,称这种现象为“首尾5分钟现象”.并且日内收益数据具有较为显著的季节效应或周期效应,本文首次提出利用具有季节效应的SVJt-s模型对上证综合指数的5分钟高频交易数据进行建模,并给出模型的两步估计方法.由于高频随机波动建模时的数据量巨大、计算负荷严重,模型的估计、评价以及预测评价方法都需进行相应的改进,本文主要通过APF方法计算边际似然和BF进行模型比较,并从模型的预测能力发现本文给出的具有季节效应的SVJt-s模型,优于通常的GARCH模型和基本随机波动模型,最后给出了模型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反公地悲剧”视域下的大数据交易法律规制

“互联网+”行动时代的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行为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政府管制和产权确权问题无形中增加了资源稀缺的负担,资源整合和共享对大数据的交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导致整个社会生产效率低下、优质资源配置无效,因此,大数据的安全交易行为需要破解和限制“反公地悲剧”的困境.为了使信息网络资源能够安全合理地被有效利用,实现治理层面的共识,据此,探讨我国大数据交易行为在“反公地悲剧”下引发的一系列根基,并给予对策.     

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的期货市场交易成本、流动性与资产定价研究

 近年来交易成本和流动性对于股票资产的预期收益或定价影响受到学术界和业界的关注,期货市场的各种交易产生大量数据,这些数据中隐藏着重要的信息,但采用逐笔高频交易数据对期货市场交易成本、流动性和资产定价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比较少,对期货市场交易成本和流动性的内涵、特征、度量方法,以及交易成本和流动性在期货资产定价中的作用等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从序贯交易模型的视角,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方法及逐笔高频交易数据和每日收盘价格数据测量期货市场的交易成本,对不同交易成本和流动性测量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各种交易成本与流动性的相互关系,选出合适的流动性测量方法。同时,从逐笔高频交易数据存在报价离散化、价格聚集和非对称信息等方面对交易成本模型修正和扩展。将交易成本与真实收益率结合并考虑市场规模和周内效应的作用,构建期货市场资产定价模型,从中国期货市场选取不同品种的主力合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和逐笔高频交易数据的交易成本的测量方法具有明显的优点,可以克服传统基于矩估计交易成本测量交易成本的不足,更适合用来作为流动性的代理变量。①订单对价格存在比较显著的冲击现象,这些冲击表明私人信息被包含在这些合约的交易里。②基于完整模型的交易成本更适合用来作为流动性的代理变量,与定义法的流行性成本估计值的相关系数更高,基于逐笔高频交易数据和完整模型的交易成本是最优的流动性的代理变量。③交易成本确实被包含在超额收益中,总体来说,交易成本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周内效应。因此,流动性对投资期货的收益率有很大贡献,为了达到更高的收益,通常需要为获得好的流动性而付出更高的代价。        从序贯交易模型的视角,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方法和逐笔高频交易数据测量期货市场的交易成本,有助于市场参与主体更好地认识和分析期货市场的交易成本、流动性和资产收益之间的关系,对市场监管机构有效评估市场质量、设计合理的期货市场交易制度、有效降低市场交易者的交易成本、增强期货市场流动性、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府的合约性质及其经济治理——基于中国地方政府若干实践的交易费用考察

政府的性质与边界是一个跨越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社会科学重要研究领域。在传统上,学界将政府角色定位为"守夜人"与"裁判员",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中国政府常常突破这一界限,却取得了良好绩效。为了解释理论与现实的背离,本文将摒弃传统经济学的"政府—市场"二分法以及"市场—企业"二分法,从微观的合约角度去联接"市场"、"企业"与"政府"这3种组织形式。根据"交易费用—合约分析",所有组织的本质均为合约,而合约的条款与形式由交易费用决定。因此,政府性质与企业性质一样,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的合约组合。政府本身具有合约性质,可以通过合约链条参与到企业的生产中,与企业合约连接在一起,起到降低交易费用与生产成本的效果。合约的形式多种多样,政府、企业与市场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合作、相互链接,甚至相互竞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合约细节进行研究。中国的案例表明,在交通运输领域、投资领域、生产领域这些看似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地方政府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成绩不菲。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治理模式从本质上提升了合约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具有高管背景的独董与关联交易:监督抑或协作——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7-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具有高管背景的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高管背景的独立董事越多,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程度越强.考虑了终极控制人因素发现,国有上市公司中具有高管背景的独立董事数量与管理交易程度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具有高管背景的独立董事数量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程度显著正相关,且在分析中发现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增加商业信用,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     

舌尖上的职业——糖画艺人

"长桥驾彩虹,往来便市井。日中交易还,斜阳乱人影。"傍晚的上海市朱家角,尚未告别一天的繁华,信步走在游人熙攘的古镇老街上,记者的目光突然被一个挂满了各种糖画的手工店面所吸引。记者注目细观,霸气十足的龙,贵气骄人的凤,翩翩欲飞的蝴蝶,娇艳欲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