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堂九子与皖中遗民之交游及其文化意蕴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总其生平之志，除著述、授徒之外，广交天下友也是他们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皖中诸遗民即是其遗民朋友中的至交。由于特殊的身份及时代背景，易堂九子与皖中遗民之交游有着丰富的历史蕴涵，除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外，更重要的则是以“交游造士”作为救世方式之一，是其经世理念的体现，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文化中具有典范意义。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诗人祁寯藻的交游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著名诗人祁寯藻相识于1837年,通过诗歌交流,两人对对方的诗歌创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为我们认识中朝两国近代文学创作和交流提供了珍贵史料。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诸子的交游

崇祯年间,谭元春率竟陵派许多成员加入复社,耐人寻味。谭元春在启祯间与复社人士交游主要在四个区域:湖广,除公安派后继者外,友人多身兼竟陵派与复社两种身份;江西,为期两个月的胜游,与复社诸子谈诗论道,结下了深刻友谊;吴越,两度出游,友人皆为谈文之人;京师,四次上京,曾与吴地的复社魁首有过匆匆接触,无深交。梳理谭元春与复社成员的交游情况,有助于了解竟陵派在启祯时的进一步拓展。     

吴承恩与心学人物交游考证

明代心学思潮与《西游记》的关系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而关于吴承恩与心学人物的交游及阳明心学对吴承恩思想和创作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考察与研究则少有学者涉足。从文献资料考证可知,吴承恩本人与心学人物万表、徐阶、李春芳、胡宗宪等人有直接接触,而与吴承恩交往的文友、亲戚、同乡、官府及各方面人士中几乎有80%以上与心学人物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和接触,这就使吴承恩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心学思想,从青少年到晚年一直处于浓厚的心学氛围之中,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徐志摩与罗素的交游及其所受影响

徐志摩1920年离美赴英求学的真正原因不是为师从罗素,而是想追随政治学家拉斯基.徐志摩最终没能够拜罗素为师,也不是因为罗素为了反战和离婚已经被剑桥大学"除名".罗素1921年是主动辞职离开剑桥,与反战和离婚无关.徐志摩于1920年10月与罗素建立联系,当时伦敦英国华人协会、剑桥邪学社分别邀请罗素夫妇发表演讲,徐志摩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由于徐志摩的穿针引线,梁启超的英文著作得以纳入由罗素担任学术顾问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国际文库".徐志摩还著文研究了罗素的政治观、中国观,以及儿童教育思想,这些文章反映了徐志摩对罗素思想的认识及所受影响.     

从范仲淹的交游看朋党之争

用党之争并非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庆历新政”的必然产物和不良后果。朋党,是守旧派强加给改革派的罪名。本文通过考察范仲淹与吕夷简、梅尧臣等人的关系,试图证明：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人物评论也决非可以简单地类分为君子、小人而黑白判然。作为宋儒中开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的范仲淹,“行已有耻”,其交游之道是：唯德是依,见贤必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计个人恩怨,这也是他高风亮节人格扭力的体现。     

令狐楚年谱简编

令狐楚是唐代宰相之一,曾数领诸镇节度,颇有政绩。他又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骈文作家,白居易一再呼为“诗敌”,刘禹锡称之为“今日文章主”,史官则谓：“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旧唐书·元稹传》）他曾有《漆奁集》１３０卷,《全唐诗》录存其诗１卷近６０首,《全唐文》辑存其文５卷约１４０篇。他不仅“夜半授衣”培育了李商隐,而且与当时诗人张籍、王建、刘禹锡、李逢吉、白居易、贾岛等广为酬唱,更以奉诏纂进《元和御览》导引一代诗风。令狐楚的文学史地位是特别的,但又是为学术界所忽略的。本《年谱》侧重于令狐楚之仕历浮沉、文学交游、作品系年诸项,受篇幅限制,且为《简编》,意在对展开令狐楚之研究有所推动     

毛滂与苏轼交游考辨

毛滂和苏轼交情颇深。关于二人交往的一些重要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待进一步加以讨论辨析。在梳理二人交游脉络的基础上,对其交游情况再作详细考辨,以还原毛、苏交游的真实情境,不仅有助于推进毛滂研究与苏轼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于北宋中后期文坛的研究也将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