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顽疾”还是“误诊”？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探究

产业扶贫中“内生动力不足”是阻碍脱贫攻坚获胜的难题。以豫北黄河滩区Q乡为例,对扶贫项目运营情况进行长期调研,深度剖析“内生动力不足”产生的根源。调研发现,产业扶贫项目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是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认知评估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能有效揭示项目风险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的内在作用机理。贫困户会对项目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认为凭借自身资源无力应对,同时为避免自有资源遭受损失,进而对扶贫项目表现消极,产生“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为此,从健全防御配套设施、避免官僚逻辑、弱化精英偏好、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化解项目风险,是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政策、动力与实现机制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而探讨以合作社为载体的农村内生性产业融合模式,对于提升农业产出效率、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合作社带动产业融合相关政策的梳理发现,合作社依次经历了初期起步及产业破壁阶段、快速发展与农业产业化阶段、发展壮大与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阶段。在具体实践中,农业多功能开发、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经济良性循环、跨界经营等需求都对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现实动力,合作社也展现出了资源整合、社会服务和公信力增强等优势,并探索形成了农业内部技术融合、纵向一体化经营融合、现代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模式。针对目前合作社所面临的规模小、资金少、创意不足等问题,建议从鼓励合作社向综合和联合方向发展、改善合作社融资渠道、挖掘当地特色文化等方面着手构建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机制。     

区域产业文化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依赖于区域产业的发展,区域产业竞争力则体现为区域资源整合力,尤其是区域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产业文化不仅具有区域性、宽松性和产业群人才观三大特征,还具有促进区域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区域产业文化建设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各种区域利益相关者在健全法规、扶持核心企业、提高企业积极性和发展中介组织等方面共同努力.     

浅析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产业选择——南北方若干新农村建设试点考察

通过对北京、河北、广西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的调研,我们发现:各地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均围绕着中央所提出的"二十字"标准,集中解决当前农村社会存在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但是,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对于主导产业的选择却大相径庭.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在于解决生产问题,即如何以一个合理的主导产业作为农村其他产业的发动机,带动农村的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此外,文章对当前各地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产业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     

经济因素与民主化绩效关系考证——关于巴西、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的实证比较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面临着民主化的发展.无疑,经济发展状况同民主化绩效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突出问题.本文以巴西、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三个国家的实际状况为案例,通过比较分析探讨了经济因素与民主化绩效之间的关系.     

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依法进行的思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对天津滨海新区服务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城市(地区)产业结构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城市凝聚力和辐射力的主要体现.滨海新区必须在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同时,加快发展高层次的现代服务业,坚持以功能拓展促进服务业发展,以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功能,提高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