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下的人力资本产权问题

文章探讨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产权的归属问题和收益分配问题,提出对人力资本产权要实行法律保护,同时对人力资本产权的社会管理进行了分析。     

影响教育公平的制度因素探析

教育公平是教育的基本价值目标和准则。教育公平需要合理公平的教育制度的支持。分析教育制度缺陷、改革完善原有制度,并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安排,以促进教育公平更充分地实现。     

扬州市邗江区乡镇预防保健体制改革两种模式的比较研究

扬州市邗江区1999年对全区21所乡镇卫生院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改制前3年,实行“医防合一”体制,从2002年起实行“医防分设”体制。文章采用定性调查和定量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比较改革前后农村卫生体系和农村预防保键资源、组织机构、服务效率、监督执法力度、农民满意度等方面的变化。研究表明,“医防分设”是必由之路,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预防保健体系提供了依据。     

论国有资产委托代理与私有资产委托代理的差异

国有资产运行中存在着与私有资产同样的委托代理问题,但由于私有资产的委托代理形成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而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形成是以公共产权为基础的,两者从委托代理的内容到委托人、代理人及约束激励机制等委托代理的构成要素以及在委托代理关系的表现形式上都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比较两者的差异,将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照搬私有资产委托代理解决方法的死胡同,找出解决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问题的新思路。     

NBA职业篮球俱乐部与CBA职业男篮俱乐部的产权关系比较研究

产权是财产主体对财产所拥有排他性、归属性的关系或权利。产权关系是职业男篮俱乐部的核心,在产权的界定工作中,主要是遵循“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产权清晰是俱乐部有效率的基础条件,只有明晰产权关系才能做到真正的内在统一,才能使俱乐部各方利益的主体形成合力,推动俱乐部向前发展;可以通过创业投资基金、自然人、球迷和球员持股等方式使股权多元化。     

制度变迁中土地产权的性质与合约选择:一个有关合作经济的案例分析

本文详尽地讨论了一个农村集体产权或农业合作经济的演进过程。本文确信,无论是联产承包制的演进,抑或是市场化过程中的农村合作经济的演进,都从不同侧面说明产权的多元属性在决定合约结构与组织形态中的关键地位。在多个农户投入要素存在着强互补性的情况下,联合(集体)产权同样是可以选择的。     

财产的最佳利用与遗失物制度的法律选择——遗失物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现有研究在遗失物归属等问题上存在争论,中国现行法律确定了不明遗失物的国家取得权,没有支持学者们主张的拾得人取得权。促进财产最佳利用是财产法的基本目的。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笔者认为应当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和不明遗失物的国家取得权,并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遗失物管理网络,通过拍卖发现遗失物的最佳使用者。     

农地产权制度选择的历史和逻辑——论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

兼顾公平与效率,又能保护生态环境,这是最佳农地产权制度选择所应实现的目标。世界上农地产权制度一般都经历了村共有土地制度、领主所有土地制度和个人私有土地制度三个时期,而现代农地制度则经历了耕者有其田和规模经营两个阶段。美国和法国、英国和德国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模式。农地制度的形成受制于资源约束,同时,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统一或实际上的统一是一种历史趋势。历史经验和理论论证了私有农地产权的效率,以及适度的私有产权对生态环境具有的较强保护作用。依据中国的国情,中国目前应实行"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这样一个二元农地产权制度,一方面,它具有和私有产权一样的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具有最终的控制权,这应是一个兴利除弊、利国利民的最佳产权制度。     

南京暴行:日军行为背后的制度安排

"模拟血缘关系"的属性使日本人极易形成集团的集合及等级观。其在军队的表现形式为:内部虐待盛行与为"家庭成员"复仇的现象并存。饱受虐待的士兵在异国他乡往往对外族人表现出加倍的暴虐;"家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具有种族主义的色彩,因而日本士兵普遍对中国人持歧视和鄙夷的心态;以神话、绝对化、家长化为特征的天皇体制使中间权力相对化,这使得日本各级军官及士兵在战场上常常表现出异常的"主动性"。在上述"制度安排"的综合作用下,在经历了上海血战后,当南京守军拒绝不战而降时,南京暴行也就在所难免。     

明清以前东南山林的定界与确权

"界"的出现是山林确权历史中的重要一步。东南山林的私占从西汉开始以刻石的方式宣示和记录下来。唐代的墓志和寺院管山石刻即以"四至"标示山林界址。随着山林资源的开发,特别是较为固定化的垦殖、造林活动,人们对山林的认识越来越细化。山林土名、四至边界的记录,也因为山林的买卖、析分、纳粮升科等活动不断增加,以应对基本的确权需求。通过契税、理讼和地籍登记活动,国家、地方官员也参与了山林界址的制造。宋代的经界和登记加速了东南部分山林的定界和确权,甚至有些小片的山地、山林经过丈量,有较为精确的面积记录。部分地籍赋役登记与民间契约中的山林界址信息,是可以相互配合、参证的。但总体来说,与田土相比,山产的信息更加粗略和不准确。这构成了南宋以后东南山林确权与界址争讼处理的基本社会和制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