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公平性效果的实证分析

分税制下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社会总产品再分配的范畴,因此要坚持以公平优先的原则。文章以重庆市为个案,通过1999-2002年的时序资料为样本对现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平性效果进行探讨,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实证为主的方法来研究转移支付制度公平性绩效的发挥程度。最后总结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及原因,提出笔者的一些建议。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家庭体制变迁

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迁, 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机构接管了家庭的许多功能,家庭逐渐抛弃了执行"直接代表社会"的职能,获得了执行"代表个人"的特殊职能,从一个功能多样的单位变成了相对单一的单位,使得家庭结构简化.家庭体制是我们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的一把钥匙,认清其变迁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阐释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     

反主体性美学批判与主体间性美学建构

古代美学建立在实体本体论之上,具有客体性。近代美学转向理性主体性。现代美学在实存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非理性的主体性。后现代美学以他者性否定了主体性,建立了反主体性的美学。于是,主体被话语权力解构,审美和艺术成为无主体的能指的游戏和意义的消解。后现代反主体性美学虽然有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合理性一面,但却排斥了审美主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美学的出路是超越主体性美学和反主体性美学,走向主体间性美学。     

经济增长、开放性程度与收入差距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我国的收入差距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但经济开放过程中的一些因素也对其扩大起了作用：半制成品的进口可以增加国内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而国外优质廉价商品的进口又可以打破国内的某些行业垄断,原本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但我国以往进口结构不合理,对能源以及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过高。出口会扩大收入差距,因为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商品基本上嵌入的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出口量越大,价格就越低,所以劳动者的收入就越下降。外商投资具有明显的地理和行业选择性,会扩大我国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对于收入差距的治理,一方面仍要保持“新常态”下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但同时要走新型的开放道路：一是改善进口结构。二是通过供给侧改革,开拓国内消费市场。三是适度减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应对诸如英国脱欧、美国宣布退出TPP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论“类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与主体间性思维的现实批判性

“类哲学”以“类本位”思维方式取代主体性思维方式,片面突出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内在超越性,其思想实质是形而上学的;与“类哲学”相反,主体间性思维则是立足于生态文明的现实可能,对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主体性思维的辩证扬弃：它致力于生产力的革命性改造,以“共同富裕”作为生产关系的目标模式,以人与物的有效互动为价值内涵,以人与人之间全面深刻的交流与合作为本质特征,它必将取代主体性思维方式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     

电针对5月龄APP/PS1转基因小鼠海马组织及组织间液可溶性Aβ1-42水平短时作用的影响

目的：探讨电针干预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小鼠脑组织间液( brain interstitial fluid,ISF)及海马组织中可溶性Aβ1-42水平的影响.方法将16只雄性5月龄APP/PS1转基因阳性小鼠随机分为模型组和针刺组,将8只同窝、同性别转基因阴性小鼠设为正常对照组,采用电针“百会”、“涌泉”或同等条件束缚作为干预手段,以脑微透析技术获取小鼠海马组织间液,应用ELISA法检测3组小鼠海马组织以及海马ISFβ淀粉样蛋白1-42水平,分别在干预后的6,7,8,9 h观察其是否发生改变.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海马组织以及 ISF中可溶性Aβ1-42明显升高(P<0.01);与模型组相比,针刺组小鼠ISF可溶性Aβ1-42降低(P<0.05),海马组织Aβ1-42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针刺组在电针治疗后6~9 h样品ISF中Aβ1-42含量的检测结果没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P>0.05).结论电针可降低AD模型小鼠海马ISF可溶性Aβ1-42水平.     

基于Col-MM模型的组织间协同质量测量方法研究

组织间协同能够促进组织快速识别、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同时将外部资源与自身资源进行整合创新,最终提升组织的竞争力。协同质量反映了组织通过协同合作所获得的协同增效的程度,对协同质量进行准确测量有助于组织客观地评估自身与外部组织协同合作的效率,为组织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本研究在Col-MM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适用于组织层面的组织间协同质量的测量方法,通过创建组织间协同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从组织协同的特征、组织协同的管理、组织协同的操作实施、信息和知识的管理、协同关系的管理五个维度对组织间协同质量进行分析和测量,拓展了协同成熟度模型的应用范围。     

再论许霆案的定性——以语义特征分析为视角

许霆案的合理定性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许霆案的合理定性取决于对许霆行为的合理定性。这需要深入词语内部进一步探察“盗窃”及其相关词语的确切所指,本文通过对“盗窃”及其相关词语的语义特征分析,发现“盗窃”的“秘密性”只与失者相关,“失者不知晓”即为“秘密”,“失者知晓”即为“公开”。通过比对相关词语,我们发现,“盗窃”还有一个重要的语义特征“\[-给出\]”,即被转移的事物是“非给出”的,而许霆的行为则与该语义特征相冲突,许霆的行为不是“盗窃”。此时的许霆只是“接受者”,许霆案被认定为盗窃罪是不合适的。     

家屋的意义:嘉绒藏族的房名继承与亲属关系

嘉绒藏族社会是以家屋为单元组成的。家屋的名号——房名的继承关系到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嘉绒藏族房名的继承有两个特点:第一,继嗣与居处两个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第二,在由房名继承建立的亲属关系中,以房名为中心的家庭观念比血统观念更为重要。这两个特点说明了嘉绒藏族社会的家屋社会特质。     

二维码案件中诈骗罪说的质疑与盗窃罪说的论证

在偷换商家二维码取财的案件中,商家既是财产损失者,也是刑法上的被害人;顾客既没有产生规范意义上的认识错误,也没有基于处分意思处分财产,既非被骗者,也非被害人。该类案件取财行为的性质不属于双方沟通交往型的诈骗犯罪,无论是将案件理解为两者之间的诈骗还是三角诈骗,都面临着难以肯定基于处分意思的实行行为等障碍。二维码案件的实质内容是违反被害人本意的盗窃行为,其行为对象是商家的债权这一财产性利益;肯定对占有的规范判断和对债权的观念占有,也完全可能。在对处分行为的主观要求与对占有判断的观念理解、规范理解之间,将二维码案件定性为盗窃罪既是法益侵害说更可能采用的立场,也有助于严而不厉思想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