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与人类主客体关系

人类生存发展中所面对、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作为“人学”的文学也一直以艺术的方式探索和解答着这一问题,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神魔化阶段—常人化阶段—扭曲化阶段。这一发展轨迹反映了人类主客体关系的状况:主客体之间的混沌统一及人类主体性迷茫和幻想提升—主客体之间的现实统一及人类主体性确立和发展—主客体之间的统一被破坏及人类主体性由扩张导致失落,形成新的迷茫。     

挑战"沃尔玛化":中国城市商业业态的战略选择

中国城市的商业业态,正伴随着国内零售业的开放和城市结构的重新组合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的重要标志就是从西方"舶来"的连锁超市、大卖场、MALL等为代表商业新业态的迅速扩张,并逐步形成了"沃尔玛化"."沃尔玛化"不仅快速改变了城市商业零售的运营模式,还直接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本土的消费文化,为此必须从商业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均衡运行上给予审视和反思,以在中国城市商业的"转型"期中作出理性选择.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理论创新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思想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大提出和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创新意识提高到新的认识水平。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论创新。     

具身化认知进路与自然化的现象学

认知研究中的认知主义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为基本哲学立场,将认知看做与物理身体无本质关系的信息处理过程。具身化认知的进路挑战了传统认知主义的这一立场,提出认知研究必须将身体纳入考虑之列。然而,具身化认知研究者们对在认知中发挥作用的身体的理解不尽相同,有的仅仅考虑作为认识的物理和因果基础的身体,有的考虑身体在认知中的功能性作用,而有的则将身体性的意识体验纳入研究之中。在具身化认知进路中,自然化现象学主张将传统现象学自然化,以便在认知研究中吸收其研究成果。根据基本的立场的不同,自然化现象学又分为"激进的方案"与"温和的方案"。     

论清代骈文总集对当代骈文作家的经典化选择

清代骈文作家经典化的路径有很多种,其中清代骈文总集的选择,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纵向维度看,清代骈文总集对于当代作家的经典化选择,可以划分为前后相继而发展渐次深入的三个阶段,即清代初期、中期和晚期。从横向维度看,这种经典化选择,有着两个主要的运作机制:一是作家选择层面的累加与删汰,二是作家层次区分层面对相关作家骈文作品数量的差异性选录。毫无疑问,清代骈文总集的这种经典化选择,已经对清代数量庞大的骈文作家群体进行了非常重要的选择性呈示和传播,后世清骈作家接受比较全面的参照系,也由此基本构建起来,其文学史意义是重大的。     

经济学家应该捍卫何种市场经济——兼评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

由于混同了逻辑化市场和现实市场的逻辑,并以逻辑化市场来为现实市场的逻辑进行辩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诸多理论和政策都引发了社会经济的系列乱象。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捍卫逻辑化的市场或现实的市场,而是要对现实市场进行不断改造和完善。一般地,市场功能得以发挥往往依赖于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存在社会经济地位大致平等的市场主体,二是存在一个相对公正合理的市场程序。因此,现实市场也应该沿着这两个维度不断完善,这也是对市场经济的真正捍卫。     

近代唯理论者对“化质说”的再阐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例

笛卡尔与莱布尼茨是近代唯理论者的代表人物。传统上认为他们革新了旧的经院哲学,使西方哲学摆脱了神学的禁锢迎来了新的时代。但从他们的哲学对于传统基督教圣餐教仪的形而上学基础"化质说"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和旧时代关系并没有传统上认为的那么对立,并且从他们对"化质说"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后来为康德所揭示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所蕴含的理论问题。     

在“传统”与“发明”之间:关公信仰的社会文化功能演变

在当下,诸多传统文化被重新"发明",关公信仰作为关帝故里"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在以"关公牵线、旅游搭台、经贸结亲"为主格局的关公文化经济模式中被重新"发明",其社会文化功能在历史承继的基础上,也发生着当代的传统发明。透过这些社会文化功能演变,可以发现只有发生"在地化"的关公信仰,才能使关公信仰得以保持"原真性"而普遍流行。这一观点也可以推广到对于凡能体现统一国家历史的诸多神圣文化现象的研究之中。     

罗卜藏丹津事件始末: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博弈及地方社会儒法化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历史上社会与国家之间权利博弈的典型,《善后事宜》的实施,不仅导致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从弱控制—利用转化为强控制—渗透关系,也为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模式建立,及整个青海社会的国家化、封建化、儒法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