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弃子逐臣之作——《小弁》作者及本事平议

《小弁》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名作,自古以来聚讼纷纭.考察关于其作者及本事的几种观点,“伯奇”说存在着文献上的重大不足和难以自圆其说的若干问题,“太子之傅”说因缺乏文献支撑及非亲历其事的代言特点而难获认可,至于新出的“弃妇”说,也因举证不力、忽视重要文献及《小弁》中一些关键话语和情节,而形成解读上的若干盲点.从文献、文本、事理、训诂诸层面看,“太子宜臼”说最具说服力,而《小弁》也应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篇弃子逐臣作品.     

关于我国商业银行逆周期信贷路径研究

此次次贷危机后,我国经济一度低迷,发挥银行信贷的资金链作用、促进我国经济迅速走出低迷,就成为了当前政府的头等大事之一。文章在分析经济下行环境中我国银行信贷所凸显的一系列亲周期性隐患的基础上,从信贷逆周期角度对其路径的选择展开进一步探讨,认为只有采取缓冲银行资本、改善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增加逆周期资本缓冲等措施,才能达到银行信贷管控的目的。     

相维与制衡:明代权力中枢间的阁臣群体

阁臣群体是直接服务于明代皇权的中央核心辅政官僚群体,这个群体在维系明代皇权延续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他们的辅政活动与明代整个国家机器运转构成了良性互动,他们在明朝中央权力运行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制衡作用。历史中的明代阁臣群体并未获得史家比较客观的评价,明代阁臣群体的政治地位值得进一步肯定。     

论明州本《文选》的文字的变化

明州本除了二家注的注文外,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变化,共有几种形式,一是漏注,二是漏字,三是异文,四是衍文,五是倒文,六是秀州本有多处作＂毛诗＂的地方,明州本作＂韩诗＂,七是个别地方出现了注家有异、注文相同的情况,八是个别地方出现了善注置于五臣注之前的情况,九是明州本的编排形式为卷首目录在表、序之前,十是增强了校语,十一是校语相异,十二是音注的增加与删减的变化,十三是进一步增加了＂某同同注＂的形式,十四是夹注位置的变化,十五是句末＂也＂字的增删变化。     

被害人利益的维度考量之刑法意义思考——以亲告罪为视角

随着"被害人学"的勃兴,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权利救济等在刑事政策的变迁中得到彰显,由此影响到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利益的尊重与考量。反观我国刑法,除了亲告罪,几乎没有对被害人主体利益特别是自我决定的尊重与保护,这不利于扩张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贯彻刑法谦抑性理念。为了让被害人利益在我国刑法中得到彰显,不仅要在完善亲告罪立法体例基础上适度扩张其适用范围,还要对被害人承诺进行适度的法定化,明确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并就被害人对身体健康权的承诺进行限定,以与新增设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设置保持协调。     

唐五代文人逐臣分布时期与地域的计量考察

在中国贬谪史上,唐五代是文人逐臣最盛的时期,在三百四十余年间,可考知姓名和贬地的文人逐臣共计1040人次。从其分布时期与地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594人次),占唐五代文人逐臣人次的57.11%;而南方则是流贬文官的主要地区,其人次为北方的2.29倍。在南方诸道中,江南西道、东道、岭南道是处置文人逐臣的首选之地,此三道所辖43州逐臣数已达341人次,占唐五代文人逐臣总数的33.5%,因而最值得重视,同时,也构成相关历史文化分析的必要参照。     

以校园景观认知透析当代景观学实景教育

校园景观教学是健全景观学教学知识体系的实景教育篇章。通过室内外教学有机融合,加强学生对于景观设计空间的直接认知、理解和表达。校园景观所贯穿的基本、朴素的设计守则与务实精神,有利于学生形成集情感、直觉、智慧和激情为一体的景观设计理念,以远离设计中的浮躁、苍白和夸张。文章以三所有景观学专业的院校为样本,结合其校园或局部景观的认知,透析国内景观学实景教育精神,并探讨了校园景观的塑造应融合＂亲土性＂、＂历史性＂、＂场所性＂的设计理念,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能力,最终达到＂知＂、＂行＂合一的教学目标。     

幼儿亲社会延迟选择的发展机制

为了探究幼儿亲社会延迟选择的发展机制,随机选取135名3～5岁幼儿参加操控了年龄、动机、诱惑物表征、同伴关系变量的亲社会延迟选择实验任务。结果发现：（1）幼儿3岁时已能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发展的过渡期是4岁,高峰期是5岁。（2）为自己而分享是3～5岁幼儿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的主要动机。（3）面对诱惑物的实物表征,4岁和5岁幼儿比3岁幼儿易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面对诱惑物的抽象表征,在为自己而分享的动机驱使下,幼儿易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4）在为自己而分享的动机驱使下,3岁幼儿倾向为喜欢的同伴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而5岁幼儿倾向为不喜欢的同伴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在完全利他动机驱使下,3岁幼儿倾向为不喜欢的同伴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不论在哪种动机驱使下,只有5岁幼儿倾向为陌生同伴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     

我国亲告罪追诉模式之困境及其重构——以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为切入点

网络诽谤犯罪属于《刑法》规定的亲告罪类型,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受到较大制约,导致其面临“自诉困境”。对此问题,不论是亲告罪的选择性公诉化,还是公权力适当介入证据收集过程的处理路径均存在不足。《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证据收集问题作出新规定,但是无法扩张适用于所有亲告罪类型。亲告罪的自诉困境凸显出我国对亲告罪确立的单纯自诉制追诉模式存在显著缺陷：不利于对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以及混淆告诉权和举证责任。重构亲告罪追诉模式的前提是对刑事法中的“告诉”进行重新解释,使其本质回归为诉讼条件,与证明责任“解绑”。在模式选择上,应确立混合告诉制的追诉模式,被害人提起告诉后,可以自主选择适用自诉程序还是公诉程序。     

亲商与亲民，失衡的天平

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富士康集团接连发生十几起员工跑楼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映。跳楼事件让富士康背上“血汗工厂”“杀人工厂”的标签,人们纷纷对富士康企业的管理制度产生质疑。